也有一些像豪頓先生一樣年紀但在社會上極普通的老人，既沒有外國作家去他們的房子裏做客，也無人邀請他們講課、吃“烤偷來的魚”。在五月和煦的春風裏，他們隻是長久地坐在街心花園的長椅上想心事，看來來往往的人。要是過路人能停下來同他們聊上幾句，他們立刻會高興得忘卻自己的年紀，你看到的是孩子樣的笑臉。參觀林肯中心的那個下午，我們在廣場外的小花園休息，離我們不遠處就坐著兩位穿戴整潔的老人。他們也許七十歲，也許比七十歲更老。誰也沒想到他們竟朝我們走過來，當時我正在吃巧克力冰淇淋，大約沾在臉上一點兒，一位老人趕緊掏出雪白的麵巾紙遞給我，另一位老人則有了同我們搭話的理由。他先問我們是不是從日本或者台灣來，當得知我們來自北京時，老人便興奮地叫起來：“噢，噢！我去過北京，還有天津、上海、西安。*偉大，你們的革命是了不起的……”原來他曾做過皮毛商人，抗戰時期在上海。他說他本來要去陝北，可是一直得不到簽證。“哦，那時我真恨日本鬼子啊。”他做著手勢，“我一個人同日本人鬥啊，進行了各式各樣的鬥爭。”
“您一個人怎麼同他們鬥呢？”我問。
“我在心裏鬥啊。”老人指著心，說得認真。
從他那鄭重認真的神情裏，我相信他恨過日本鬼子，在心裏也同他們鬥過，否則便不會對北京、對我們報以如此的熱情了。
可惜參觀的時間到了，我們起身向兩位老人告別。那個同日本鬼子“鬥”過的老人突然把我抱住，吻了吻我。那時我感受到了一種人類能夠共同感受到的感情，一種老年人對孩子的羨慕和疼愛，一種超越國界、超越媚俗的愛。
詩人嚴陣充滿詩意地對那老人說：“我相信您吻的不是這個姑娘，您吻的是中國。”
“no，兩方麵都有。”老人像孩子般固執地說。
當我們穿過廣場走近大都會歌劇院門口時，還看見他們摘下帽子向我們頻頻揮手。
紐約樹少，路邊的樹也多是銀杏樹。銀杏樹擋不住我們的視線，我看見那兩位老人很久才坐下。他們身後的花圃裏，紅杜鵑和白杜鵑開得正豔。那怒放的花朵簇擁著老人，使他們看上去依舊滿麵激動。現在那花朵明明寄托了老人對生活的渴望，他們渴望得到理解和溫暖。
有時漫步街頭，還會看到一些老人在閑逛。我猜他們是老單身漢。他們用不著邁著紐約式步子去追趕時間，因為時間對於他們來說無窮無盡，想打發都打發不掉。一個老人牽著狗走過來了，站在牆根看一個黑人畫畫。那黑人衣衫襤褸，正坐在地上畫著下流的形象，並咧開嘴巴笑著。牽狗老人看了一會兒，離開黑人繼續閑逛。他頭上的舊呢禮帽糊著厚厚的一層油垢，卻還插著一朵鮮豔的玫瑰。也許他想用花來製造一點兒快樂的氣氛，但那花似乎更襯出了他的孤寂。無人關心他的衣著，他隻關心那隻小狗。那小狗穿戴整潔：一件鵝黃色純毛毛衣非常可體，幾粒亮晶晶的紐扣在胸前閃閃爍爍。
前不久我曾看過一部前蘇聯電影，叫《古怪的女人》，裏麵有個年輕大學生說過一段話，大意是人們都說人的感情是隨著社會發展而變化的，社會發展到了電子時代，生活節奏的改變使人與人之間的感情自然淡漠得不能像蒸汽機時代那般細膩了。其實在電子時代，人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脫出來，應該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互相熱愛，人的感情應該更豐富、更細膩才對。
我忽然想起在國內常見的一種景象：公園裏、林蔭下……老年人領著蹣跚學步的兒童，兒童在花叢前跟老人耍著賴，老人伸手指著前麵那更有趣的一切一切，鼓動他們繼續學步。一切都充滿著人間的溫情。
我不願在祖國看見牽狗或不牽狗的打發時間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