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後的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全麵爆發帶來了更大的災難。我的一直激進的哥哥開始頻繁出入納粹黨黨徒的聚會，經過兩年努力，他居然搖身一變成為希特勒最親信的部隊--黨衛軍裏的一員。但也就在同一年的晚些時候，我們共同送走了自己鍾愛的妹妹。
妹妹的去世讓我震撼。身有殘疾的妹妹生前住在哈達馬爾醫院，因為我很快就發現，妹妹的死其實是醫院蓄意謀殺的結果。在葬禮上我泣不成聲--她絕不是自然死亡，她死於謀殺。納粹正在用這種辦法騰空所有的收養所和養老院，他們成批殺死醫院裏的病人，哈達馬爾醫院竟是這樣一個屠宰場！
裏奧轉身挪動了一下僵直的雙腿，順手往篝火裏填了一些幹枝。頭頂上的風暴依然勢頭未減，但他已經完全被克勞德神父的述說所打動了。
“事實上，從希特勒上台時起，數以萬計的殘疾人就被秘密處死，緊接著在各處建立了集中營，用來關押政治犯、猶太人、宗教界人士和所謂政府不喜歡的人......”神父繼續講了下去。
自從挪威戰役以後，德國政府開始將傘兵大量的投入戰場，荷蘭、法國、布列斯特......帝國的傘花幾乎降落在歐洲的各個角落，我們實現了戈林部長當初的願望，我被認為是“在航空領域有天賦的人”。在後來，我也加入了黨衛軍。
我必須承認，盡管黨衛軍已經臭名昭著，但在所有的曆史中，沒有哪個國家的軍隊可以同黨衛軍相比，他們是最頑強、訓練最精良、紀律最好、最利索、最有本事的戰士。不管過去他們幹了什麼，這一點是改變不了的。
1940年4月，我被送到了在慕尼黑北麵十英裏的達豪黨衛軍訓練營接受訓練，我們一遍遍地背訟著效忠希特勒的誓言：“我向上帝宣誓，我將無條件地服從德意誌帝國及其人民的領袖、三軍的統帥的希特勒；身為一名勇敢的戰士，我將隨時犧牲我的生命以達成此誓言......”
我穿著灰藍色的軍衣和馬褲，蹬著長統靴，黑皮帶，還有青銅紐扣。在黑翻領上有漂亮的軍階符號，我被任命為少尉。在那裏，我們受到了全套的軍事訓練，除此之外，還有政治思想訓練；我們高聲唱著《為國家而奮鬥的時刻》等等進行曲。但我當時還不知道，就在距離我們隻有三英裏的地方，一個同名的集中營裏每天有上千的人被虐殺。
我被編進了空軍第三預備營，按照普魯士軍人的古老傳統，司令官親手給我們配戴上雕刻有“殺身成仁”的短劍。在那裏，邪惡的烙印永久地烙在了我的身上--身份被文在皮膚上：第7空降師，黨衛軍成員證號：417 460。
神父抬起了左臂，“我們在左胳肢窩裏，刺有一個號碼字。代表自己的血型記號，這個記號表明，我們一生一世都將屬於黨衛軍。在納粹的帝國裏，黨衛軍是被看作比一般軍人更為寶貴的人，甚至在受傷以後，我們總是要優先得到輸血的機會。
在軍隊裏，我的頭腦被搞得混亂，人人都在鼓吹另一種思想：人種的價值不是平等的，因此人種雜交會降低高等人種的遺傳素質；北歐的條頓人是所有雅利安人種中體魄最優秀的人，聖經所講的關於人類平等的理論是卑鄙無恥、陰險毒辣的幻想。
之後，我被派往戰場，被提升為中尉。在我隨身的行李中還經常放著一本聖經，但我們打倒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把他們的城市，他們的房屋從地麵上永遠摧毀。我的肉體開始麻木了，而我的靈魂卻仍然在桎梏之中，我向上帝哭訴：是他舍棄了眾人，我甚至說上帝並不存在。
1941年5月20日，我所在的空降兵第4營參加了希臘的克裏特島戰役，這個日期我直到現在依然記得非常清楚，我們乘運輸機在馬拉馬機場附近實施傘降。
在淩晨，德軍第一批空降引導小組已經克裏特島著陸。在天快亮的時候，我們開始起床，大約六時三十分開始登機，七時三十分我們的運輸機和滑翔機開始起飛。因為起飛機場是土質的野戰機場，所以每次起飛都會揚起漫天塵土。盡管地麵人員預先在機場跑道上用灑水車灑水，但依然無濟於事，六個出發機場上由於連續不斷的起飛作業，揚起的塵土已經遮天蔽日，給起飛造成了不小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