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喔，先生們！”神父透過跳動的火焰注視著丹尼爾狼一樣充滿疑慮的眼睛，盡量讓聲調顯得柔和些，仿佛在說一件很久以前傳說中的故事。“別擔心，我是個善良的人。我真正的名字是恩特·鄧尼茨。我說過，我是一名純正的日爾曼人。”他的雙眼盯著前方黑暗處的某一個遙遠的地方，開始講述那些讓人在睡夢中也會感到驚駭的往事。
我從小生長在慕尼黑，祖父是一個商人，很有錢。這讓我從小在有些嬌慣的環境中長大，此外我還有一個哥哥和一個體弱多病的妹妹。我父母都是虔誠的教徒，他們每天帶領我們兄妹作禱告，我經常看到他們床頭放著一本聖經。我們一家優裕的生活一直延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那一年我十九歲。
他是我們當中最聰明的一個--父親經常這樣評價我。父親是一個純粹的種族主義者，在每次做完禱告以後經常聽到他說：“值得驕傲的是，在此前幾百年裏，我們家族的血管裏隻有雅利安人的血液，務保家族的純正血脈。”他還是固執的保皇派；在家裏說一不二，對妻女從不善溫存。
我就在這樣的家庭氣氛裏長大。
1919年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失敗，我們一家的生活陷入窘迫之中。戰爭讓我們失去了久居的家園和尊嚴。隨後，我們一家被勝利的法國人趕出了一直居住的慕尼黑。在變幻無常的生活環境裏，我作為家中最搶眼的孩子，逐漸養成了一種表麵溫文爾雅，內心卻激烈碰撞的性格。一點一點地，我學會了用讚許的微笑來掩飾內心的反感。
我始終沒有背離自己對上帝的信仰，在很年輕的時候，我成了虔誠的基督徒。不久，唯一疼愛我的母親不幸去世了，我遠離了失去親情的家庭。但我很快從悲痛當中擺脫了出來，重新尋找到了新的寄托--我加入了“飛行俱樂部”。
我思想豐富、有魅力、待人寬厚、樂善好施，很快就在俱樂部脫穎而出，隻用了兩年時間便負起領導“飛行俱樂部”活動的重任。與此同時，我修完大學學業，成為機械工程師。那段時間，我們國家政治動蕩莫測，但我卻對這種種變化無動於衷。我一再告誡自己：我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因而一定會堅守住自己的信仰和公認準則的底線。
克勞德神父深深地籲了一口氣，從火堆上拿起一塊串在細樹枝上烤得冒油的牛肉遞給裏奧，然後正了正身子，以便讓聲音更大些，對著已經聽得入神的二人繼續說道：
1928年我的哥哥加入了國家社會黨，他跟隨著一群黨內激進分子在俱樂部裏演講，而我的妹妹卻在一次意外中失去了左腿。
你們知道，在1933年以前的德國，飛行僅僅是一種體育運動，各地區都有自己的飛行俱樂部。由於凡爾賽條約的限製，戰敗的德國不準擁有空軍。後來國家社會黨組建了新政府，希特勒成為主宰一切的化身，德國公然指責凡爾賽條約。就在那一年，在赫爾曼·戈林的意誌下，德國民間飛行俱樂部合並，成立了德國飛行運動協會。剛開始，這個還處於非公開的組織，就已經進行了各種準軍事的訓練。這個協會僅僅是個掩飾，其真正的目的是為將來的德國空軍訓練飛行員，這個組織簡稱--DLV。
我們被配發了統一的藍灰色製服。我與其它金發碧眼、受過良好教育、具有純正雅利安血統的年輕人，正是德國政府所需要的最佳人選。戈林稱我們為“藍灰色男孩子”，他曾經得意地說，你們將是未來戰爭的重要力量，如果發生戰爭，最初幾天就會贏得戰爭，因為他擁有足夠多的優秀轟炸機成員。
直到1937年，根據希特勒親自下達的《元首命令》，我們的組織正式更名為--國家社會黨飛行員軍團（NSFK）。在那個時候，這還隻是一個準軍事組織，但政府已經可以公開招募飛行員了。我被任命成傘兵教官，主要研究跳傘、滑翔和操作氣球。我們培訓德國青年所有飛行方麵的知識、飛行技能和地麵維護。
從那時起，納粹政府開始把各種民間組織納入到“希特勒青年團”的控製之下，甚至包括教會團體，無數青年被網羅進來。我自然也在劫難逃，在極不情願的情況下領到一張納粹黨黨證。
守住底線，在當時已經意味著死亡，接連不斷的不幸降臨在我身上。
首先是父親被裝進一輛黑色的囚車，拉走了。他被投入了勞改營，罪名是他與保皇派餘孽有來往。他在勞改營裏度過漫長難熬的日子，天天與饑餓、虱子、臭蟲和極度的疲勞為伴。在最難熬的那段日子裏，他的精神一度處在失常的邊緣，他不止一次地被病痛折磨，甚至想“和這種絕望的生活同歸於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