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溪之戰，為黑旗軍保衛台南的最後一戰，力量已經耗盡，從此再也組織不起來有力的抵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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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時，日軍南北合圍基本達到，馬上就能會攻台南府城。
全台陷落，僅在旦夕之間。
苦苦支撐到當前，說實話，劉永福也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已經無力抵禦。
英雄末路，總是令人同情，相比早早棄台而去的人，劉永福已經做了很多，當不負台灣，不負後人。
似乎不應該有其它糾葛，可是，讀史到這，我仍然不可避免地赫然發現一個分岔：
——乞降。
對，有人說，劉永福乞降。
無恥地乞降。而且，似乎保台以來的功績，艱苦努力，全都黯然無光。
這一切，其實緣於一封勸降信。
日軍止於新竹，苦於不斷被襲擊，樺山資紀知道劉永福坐鎮台南，是全台抗日軍的支柱，為擺脫困境、早日拿下台灣，在向國內請求支援之前，先想出了勸降一招。所以，早在6月25日，樺山便寫下一封“勸降書”。
信中，樺山先以中日定約交割台灣、劉永福違背聖旨相責，並替劉永福分析形勢，“獨以無援之孤軍，把守邊陬之城池，大勢之不可為，不待智者而可知已。”勸劉永福“速戢幹戈”，保證奏請日皇“待以將禮，送還清國；如部下將卒，亦當宥恕其罪，遣還原籍”。
但戰火連天混亂不堪，直到8月23日（光緒21年七月初四午刻），北白川能久的近衛師團開始圍攻台中重鎮彰化的這天，這封信才通過英國軍艦轉送至台南。
樺山所言形勢並非虛言，此時形勢的發展也已經相當不利，但劉永福不為所動，於25日立即複書樺山，托英國船隻經廈門輾轉寄至淡水。信中以日本違背兩國友好條約（當指《天津條約》），斥責日本“棄好崇仇，無端開釁”，表示“奉令守衛台灣，將在外有所不受”，“當與台灣共存亡”，“守效死勿去之義，以守茲土，以保此民”。[ 《甲午戰爭史》引《台灣前期武裝抗日運動有關檔案》]
信中義正詞嚴，以“占據台北，縱容兵卒，殺戮焚擄，無所不至，且有準借婦女之示”等，一一揭露樺山所謂“開府台北，撫綏民庶”，實施“善政”的謊言，最後反警告樺山“及早改圖，將台北地方全行退出……否則，餘將親督將士，克日進征，恢複台北，還之我朝。”
很有氣勢，充滿可貴的民族氣節，根本沒有讀出任何屈服之意。
另外以行動回答日本人的，是指示吳彭年“兵來禦之，死守無恐！”是幾乎派出了黑旗軍最後的精銳前去增援。
但是，總有後人捕風捉影，竟然就稱之為乞降了。
一個英雄，又成了“惜富貴、戀妻兒”的孬種。
痛哉，當時總有些人，不去討伐那些聞風退回的官員，坐看別人犧牲，不但不施以援手，反而起而圍攻。這種遭遇，與北洋何異？
以及後世之有些人，又如何呢？
有人最多不過是從道德上自以為很高，即使看待諸多原因之下力竭而退的英雄，也如同道學家責怪“寡婦改嫁，不能從一而終”的層次罷了。
他們所爭論的，是劉永福的一封回信。所依據的，也是這封信——的隻言片語。
10月9日，嘉義失陷，台南府城實際便已成了一座孤城。外援既斷，糧餉又複告罄，進退失據之下，10月10日，即日本第四混成旅團登陸布袋嘴的當天，他給日軍分別寫信，準備接受談和，並托英國軍艦向日軍轉交。也正是因為這封信，讓後世對劉永福的評價褒貶不一，更讓道德家們得到了證據。
從日本方麵留存資料顯示：10日，英艦比庫號向日本艦隊司令官轉交了以“大清國幫辦台灣防務記名提督軍門署福建台灣鎮府永永福致書大日本國澎湖水師提督閣下”名義的信件。本來，有談和決定權的是樺山資紀，但這封信沒有到達樺山手中，而是於11日轉送給了南進軍司令高島鞆之助。
信中說：“全台民眾誌已堅，公舉本幫辦為統領辦理台灣防務，惟本幫辦未奉大清國皇帝聖旨撤兵，不得已允從紳民所請。”“現在本幫辦意欲免使百姓死亡受累，故本幫辦亦願將台讓與貴國。”但提出要“先立條約兩端”：一、要求日軍厚待百姓，不可踐辱，其台民不拘何項人等，均不得加罪殘害，須當寬刑省法”；二、對其本人“所部兵勇以及隨員人等，亦須厚待，不可侮辱，將來須請照會閩浙總督、兩廣總督或南洋大臣，迅速用船載回內地”。
有人就抓住了一個“惟本幫辦未奉大清國皇帝聖旨撤兵”和“願意將台灣讓給日本”，便認為這是劉永福的投降信、乞降信。
但就是不願看那兩條要求，實際上，這是有先決條件的講和。
連日軍南進軍司令高島都不認為這是乞和，而感覺這是對等國家間將領的協商。
所以，高島當即代表樺山複書拒絕劉永福之請，指責“汝似欲具條件乞和……今大軍逼在咫尺，命莊旦夕，仍靦然乞和，且具條件，擬一如對答國將領相接議事之式，此本職所最不解者也。”
從日文資料看，劉永福談和書信還有兩份，內容基本相同。
劉永福準備和談，也是在英國駐台南領事的勸說下而施行的。所以，劉永福還派出廖恩光作為使者，攜帶同樣內容的書簡，再至“吉野”艦交涉。
另一方麵，英國駐台南領事作為“中間人”，派出兩名英國人作為使者，攜帶同內容書簡至嘉義的近衛師團司令部。
這些同樣被日本艦隊司令及近衛師團長以同樣的口氣拒絕。包括拒絕英國人的從中調停。
在日本人眼中，台灣早已割讓給日本，即“依下關條約本島歸我日本版圖”，台灣抗戰，已非兩國交戰，“台灣已係日本領土，日軍是在自己之領土上剿滅草賊，自稱清國官吏的劉永福，無講和之理由。”意思就是劉永福沒有這樣的資格。
更實際的原因是今非昔比，勝券在握的日本人收起當初的所謂“好意”，根本不會同意什麼平等講和還是乞和了，尤其是對無視日本人“好意”的劉永福，還“竊據南部台灣之地，以至今日。況嗾使當地匪類，悍然抗我王師，久致本島於擾亂者，汝實其魁也”，更是不能容忍。
連劉永福來往所用“大清國欽差幫辦台灣防務記名提督軍門閩粵南澳總鎮府……”這一稱呼，高島都表示不能容忍。
所以，高島踞傲輕蔑地要求“汝若悔前非，欲誠意乞降，唯有麵縛自來軍門乞哀而已。”
劉永福接書之後惱了，14日再寫一信給高島，反問：前看樺山“既肯商議和好，今忽附言投降，將何以明信於天下耶？”——這說明，是日本人剛剛變卦，要求劉永福投降——進而指明“雙方攻戰，其勝敗之數不可預期，徒害生靈麵已。本幫辦為愛恤人民起見，始有此和議耳。”最後，幹脆說出了自己的打算，特別警告說：“若本幫辦戰不能勝，即率舊人退入內山，亦可支數年，而不時出戰，決不令安居此地也。”
從這些書信往來中，可以看出，此刻劉永福確實已經預料台灣之戰已無勝利希望，但劉永福要的是有條件的和，而日方則要的是無條件的降。難怪日軍不答應，雙方也從言語溫和到厲聲相向。也正因如此，雙方根本談不攏。
而且，劉永福確實有過“進山打遊擊”的考慮的，也已經開始向山中秘密運送輜重、裝備。易順鼎發來電報，勸劉永福內渡，劉永福回電：“誓不走，如萬難支，決入內山作草寇，與遺民共存亡。”18日，劉永福召集部眾，意見有二：一是出城作戰，二是進山堅持。最後議定還是退入台南城東的大山之中。
對於劉永福絕境之下最後的抗爭，絕大多數人表示了理解。但在一部分人眼裏，怎麼就成了乞降了呢？
袖手旁觀、坐而論道、讓別人頂上去，然後，還要對挺身而上的人搞一通道德審判。
群言洶洶，更厲害的，還有依據流言和不惜編造謊言來作為“彈藥”，簡直是有不死於敵人之手也要讓你死於彈劾問罪才作罷之勢。有人不知從哪裏來得來“劉永福屈膝投降，為擺脫責任，竟在信中說‘台北嘉義等地抗戰為民眾所為，絕不是自己下令’”這樣的汙言，查證半天，也許就是因為那句“把持台灣一島實乃不易，但為保民起見，非戀此官職以此圖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