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失陷的消息傳到苗栗後，吳湯興立即率這支義軍北上，因他的弟兄全部來自新竹、苗栗二縣，所以就被稱為新苗軍。有史書稱吳湯興為丘逢甲部將，按丘逢甲領全台義軍統領一職，這一說也成立。實際包括吳湯興在內各路義軍雖在一麵大旗下，但獨立戰鬥的特點也十分明顯，何況丘逢甲此後已無意作為，正是吳湯興擔當了大任。
就這樣，吳湯興由義軍統領擔任了官兵和義軍的“總頭”，相當於擔任了新竹作戰的總指揮。
6月11日，即日本近衛師團集結於台北的當天，吳湯興也集眾列營，祭旗誓師。12日，吳湯興又發布告示，揭露敵人罪行，表示抗敵決心，並申明紀律，號召人民投入抗日鬥爭。
“……當此台北已陷於倭夷，土地人民皆遭荼毒。聞倭奴占據後，則田園要稅，房屋要稅，人身要稅，甚而雞犬牛豬無不要稅。且被發左衽，鑿齒雕題，異服異言，何能甘居宇下？……尚祈各莊各戶，立率精壯子弟，須修槍炮戈矛，速來聽點，約期剿辦倭奴。本統領開誠布公，甘苦共與，斷不敢妄自尊大，但軍令宜嚴，方能殺敵致果。並望眾誌戮力同心，一團和氣，不可互相戕殺，不可挾釁尋仇，並不可觀望不前。”“如有倚強欺弱，妄殺無辜，或肆行擄掠，糾黨劫財，定按軍法嚴辦，決不姑寬。……”[ 《日清戰爭實記》]
告示一出，當天，吳湯興便率部由新竹沿鐵路線北上，迎頭截擊南來日軍。
義軍紛紛起來，這場鬥爭具有了大清對日作戰以來所沒有的新景象。
因為人民群眾已經廣泛地被發動和組織起來了。
因為，他們知道為自己的家園和土地去戰鬥。
熱情和怒火一旦被點燃，便會形成不熄的熊熊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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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曾告誡伊藤，台灣人彪悍、原住民更是凶悍，恐怕不會接受日本管理。更告知台灣民意，“聞將讓台灣，台民鼓噪，誓不肯為日民。”
朝廷官兵不行了，想起拿“人民的力量”來壓日本人，就算是實話，也有些氣虛。伊藤當然不當一回事，冷冷說道“聽彼鼓噪，我自有法。”
伊藤自負日軍兵強馬壯，挾勝利之威，從內心裏蔑視台灣軍民。
所謂的“有法”，凶殘的日本人有武器，有對付反抗的經驗，對不服從者無非是殺光、搶光、燒光。
這位所謂接受文明開化的智者始終脫不去日本人的獸性。此人後在朝鮮擔任總督，也是壞事做絕殘酷鎮壓朝鮮人民。最後，在哈爾濱火車站被人民送上死路，隻可惜，在中國地麵上，卻是被朝鮮勇士安重根所殺。
這就是為什麼中韓兩國共同在哈爾濱為安重根立義士碑，而日本政府抗議，死硬汙蔑安重根為“恐怖分子”。這其實是日本對曆史的死不認賬，其實，日本侵略者才是國家恐怖分子。
侵略者高舉屠刀，在侵入台灣時，幾乎每次臨戰，從樺山資紀到各將領，都要下令“若遇頑民抗拒，即迅速掃蕩，嚴懲不貸”。
可是，他們還不了解自己遇到的最棘手的麻煩——這些民眾，是天生的山地遊擊戰專家。
新竹、苗栗二縣境內多為閩、粵移民，有習武之風，開始是防原住民的襲擊，後來又防過英法侵略軍，再後來防盜賊……村民武裝戰鬥力頗強。
各鄉都紛紛起兵自衛，讓敵人初步理解了什麼是人民戰爭的海洋。日軍幾乎步步都遇到強烈的抵抗，“村婦助磨刀，耕農自裹糧”的全民抗敵情形到處可見。日本侵略軍麵對如此局麵，曾哀歎道：“舉凡新竹、台北間一帶土地，若說它山河草木全是土匪，也未為不可。”
本來在日本人眼裏，這就是些農民軍，甚至是乞丐軍，卻用實際行動，讓日軍領教了他們所具有的有力武器——勇敢，不屈。
而且，他們懂得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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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衛步兵第二聯隊第四中隊出動偵察新竹方麵情況，首先遭遇打擊。
12日黎明，偵察隊沿鐵路線經桃仔園至中壢，強征台民擔任夫役運送輜重，繼續向南偵察。14日，進至頭亭溪，中壢所征夫役全部找機會逃走了，隻好再去強捉村民服役。沿途村莊多“家家閉門鎖戶，隻影不見”，情況十分異常，讓日軍感到心驚肉跳。不安的日軍分出部分人員返回中壢，以便為偵察隊充當後援和確保聯絡，其餘人員再向南繼續前進，到大湖口火車站前紮營。
這時，日軍突然發現與後方的聯係已被切斷——他們遇上了進駐大湖口的吳湯興與薑紹祖等人。
義軍步步逼近，從四麵八方猛烈射擊，日軍被迫死守營地。從這天夜裏到15日，日軍多次派傳令騎兵突圍北上向師團報告情況，但全都遭到義軍截擊，被堵回營地。
日軍還發現對麵義軍多為山民，卻善於狙擊，彈無虛發。拚死堅持到16日淩晨一時，日軍趁義軍進攻暫停，向北突圍，狼狽奔回中壢。
19日淩晨3時，近衛步兵第二聯隊為主的大股敵人再次南侵。20日，抵達中壢，夜間，聯隊長阪井接到偵察騎兵報告：“大湖口西南高地有身著當地居民服裝之守兵”。
21日，日軍沿鐵道向大湖口方向搜索前進。早晨6時，日軍前隊進至楊梅壢，便與部分義軍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