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口雖失，但從整個戰役來講，宋慶與吳大澂的判斷和部署乃不得己，卻是十分正確的選擇。
5日，牛莊失守的第二天，清軍便進一步探知，日軍大股向田莊台而來，更加促使宋慶率軍回援田莊台的決心。因為，“牛莊各軍既己潰回，若僅派數營，斷不能支。而全隊拔回營口，亦不能保。即使徒防營口，指日冰解，水陸受敵，且後路運道一斷，糧彈不濟，亦難支持。今後路被擾，惟有全隊回顧。”[ 《幫辦軍務處四川提督宋慶來電》，《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
而事實證明，吳大澂判斷十分準確，但此前武威軍、老湘軍牛莊阻敵，陳湜福壽軍遠駐摩天嶺，由此湘軍各營皆已派出在外，自己“僅率衛隊二三百名，斷難冒險前進”[ 《幫辦軍務湖南巡撫吳大澂來電》，《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焦急萬分，除給宋慶發電請求援兵，自己能做的，隻有先移駐雙台子，以護田莊台後路。
對吳宋兩帥的判斷和行動，朝廷是肯定的，連電指示，“宋慶率全軍回顧西路，是此時第一要著”。並指出：“錦州之防，實惟宋慶、吳大澂專責，務須同心合力，保此一路。”要求宋、吳“互相聯絡，力顧西路”。
實際統管關外戰事的欽差大臣劉坤一也認為退保西路是唯一可行之策。
經過一係列作戰，劉坤一對日軍慣用的迂回包圍戰術，對日軍和清軍的戰鬥力也有了清醒的認識。日軍顯然是故技重演，一旦被日軍得手，清軍難免失亡糧械，損將折卒。所以，“吳大澂現退雙台，以期重整，良非易易。宋慶知營口難守，先行移紮田莊台，自係老成主見。倘該軍遲留，空為倭敗，東三省將不可為。現在唯有北固沈遼，西防寧錦，以保大局。不必急於爭鋒，俟我蓄銳養精，而後與之決戰。亦當出奇製勝，不可一味攻堅，使倭伺間乘虛以襲我後，至蹈今日覆轍。”[ 《欽差大臣劉坤一來電》，《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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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以後，重新審視這次戰役，我們仍然不得不承認，對清軍來說，退守田莊台，實是正確的選擇，也是無奈之選擇。
能清醒地看清日軍的戰術，卻無其它良策。明知日軍目標，卻無力確保，隻能眼睜睜放棄。
這正是“公子哥”野津道貫用兵的厲害之處。讓對手無可選擇，隻能按自己給出的選擇去選擇，是相當高超的技術水準。
野津似乎已經算準了，清軍必然會進一步退守遼河以西，遼河以東兵力空虛。
野津搞出這一係列迅疾的動作，聲東擊西、避實擊虛，直接擊中了清軍的痛處。
當時，有人建議（包括現在也有人認為）：應乘虛返搗牛莊，進而長驅直搗海城。
遠在後方的戰略家們，往往不是不懂裝懂，就是一廂情願。咱們中國人傳統上自古到今從上到下，小到村裏的那點事，都喜歡從戰略上考慮問題，就是缺乏針對性的方法，細節的盤算。
實際上，這是既不知己、亦不知彼的不切實際的想法。這個建議好是很好，但要實現，卻需要兩樣具體的東西：機動力，攻擊力。
但清軍缺少的恰恰是這兩樣東西。當時的實情是，清軍與日軍展開機動野戰，更有可能被日軍捕捉到。這是日軍求之不得的事情。
如若不然，從大的戰場上來看，海城在遼陽前線，日軍主力南下，無力北上之時，遼陽形勢緩解。如果真要反擊，遼陽清軍南下，越過鞍山直取海城，或許才是正確之選。
而在更大戰場上，摩天嶺守軍全線出動，掃蕩日軍於鴨綠江西岸，以摩天嶺為軸，扇形橫掃鳳凰城、安東，直達岫岩，不是更波瀾壯闊嗎。
但，問題是我們還是缺乏這幾項——戰略上的決斷和組織，戰術上的機動力和攻擊力。
打仗不是對著地圖就劃拉清楚的。老祖宗的兵書上也沒這樣教我們，相反，兵書上首先講的是“知己知彼”，就是說，任何行動，都不能不從我們的裝備、戰鬥力等實際條件出發，去做出選擇。
否則，我們無法解釋，為什麼十幾萬清軍，對著三萬日軍，逃避固然不行，但拚死決戰的也有，付出很大傷亡，卻仍然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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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在海城前線的徐邦道軍，似乎可以掉頭夾擊牛莊，踢日軍的屁股。
但，徐邦道背後也有日軍。實際上牛莊成了日軍的集結地，海城的日軍正好一時閑著，都能輕鬆地鑽出來曬太陽了。如此，徐邦道反而成了“夾心”。
以他的實力，都沒有可能一對一地與海城那一千多守備日軍爭奪。惹急了，日軍牛莊加海城人馬，拿出一天時間，都可以將徐邦道趕遠，或打掃幹淨，再回頭專心對付田莊台都行。
作為一名能征慣戰的將軍，徐邦道不光有勇。他不會不清楚眼前的處境，還是先想想如何鑽隙轉出來，別當這個“夾心”了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