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說，李鴻章企圖靠中間人，以間接的方式去解決問題，無非是為慈禧太後、光緒為首的一幫人遮遮羞，留點麵子。
這本來也是國際上通用的做法，這點李鴻章還是清楚的。
可是，這份好意卻弄了個裏外不是人。
日本人根本不接受。日本人不承認李鴻章對德璀琳的授權。而且，日本人認為，此舉是對日本的侮辱行為。
大清也有人不接受。因為行前，德璀琳請頭品頂帶，李鴻章權宜授之。事後，李鴻章才致書奕訢和奕劻說明此事。以翁同龢為首的一幫人，還認為這是極大的越權行為，深為不滿，直稱“可詫也！”
包括現代人，也跟著說派一個外國人代表大清去求和，是無恥的行為。對這個觀點我實在難以理解，而且覺得根本不值得一駁。親自去求和，才不叫無恥，而是“有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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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緊，這種“無恥”行為根本沒機會施行下去。德璀琳的使命突然之間無疾而終。他到達日本神戶之後，便停留在那裏。根本沒有見到伊藤博文，幾經要求之後，反而被命令限期返回。為完成使命，他隻好通過德國駐日使館，將大清的文書，包括李鴻章大人的書信轉遞給日本外務省。
實際上，最根本的原因是，旅順得手在即的日本，是不會在此時中止戰爭的。
而且，日本人敏感地認識到，這樣可能會造成列強插手幹預。在日本人的策略中，必須避免這種情況。日本外相陸奧在給伊藤首相的電報中明確說，“在目前情況下，除非中國政府預先發出通知，並派出合適的、有資格的全權代表，否則是不能與中國政府官員進行接觸的。如果德璀琳帶著任何受我們鼓勵的跡象回到中國，則要導致德璀琳本人或赫德被任命為將來談判的全權代表。而任命外國人為全權代表，無論如何都必須拒絕。因為這樣做不僅不合適，而且可能給列國一個間接幹涉的機會。”
但是，日本人的做法缺乏外交禮節，卻不可避免地丟分了。
在德國看來，日本人以相當無禮的態度對待德璀琳先生的到訪，外務省無關緊要的官員與德先生會麵時，還有意地將德國國旗掛在了不太光彩的地方，沒有給予足夠的禮節待遇……這何嚐不是一種侮辱？
德國人有了一個新的光明正大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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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日本人假稱準備和談，卻再次破壞了和談。
日本政府實際上也認為，“中日戰爭不能無限期延長下去，媾和談判的時機遲早必會成熟”，而且似乎感受到列強開始表現出更強烈的幹預意願。為了防止第三國插手，不久又轉而主動向美國駐日公使譚恩表示：如果將來中國願意開始媾和談判，日本並不反對。
這就是說，要和中國直接談判。
日本人其實對談判條件早有準備。伊藤博文與陸奧宗光經過洋細討論和周密策劃，早就擬好了媾和條件的條款。但是，卻不願首先提出來，或公布於眾。伊藤反對公布條件、以求得各國默認的主張，認為：“一旦把中日媾和條件向外發表，則難免遭受外國的一些幹涉，這一點必須認識；同時，我國先向各強國公開發表對中國要求的條件，本為取其默認，但卻反有誘發他們事先幹涉的機會。”
所以，這個條件，最好還是首先逼迫清政府主動提出，這樣就防止各國對日本施加壓力。
日本人簡直太壞了。
先是在1894年的12月2日，以備忘錄形式通知美國駐日大使譚恩，指責清政府“似尚未痛切感到有媾和的必要”，重申“如果不經過具備正式資格之全權委員會商以後，日本不能宣布媾和條件。若中國政府對此不能同意，則此次之商議，即可暫告中止。”[ 陸奧宗光 《蹇蹇錄》]提出中國要派正式的全權大臣來談才行。
按照日本“在日本政府任命該全權委員以前，中國政府應先將該國全權委員的姓名、官位通知日本政府”的無理要求，清政府無奈，決定“著派尚書銜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戶部左侍郎張蔭桓、頭品頂戴署湖南巡撫邵友濂為全權大臣，與日本派出全權大臣會商事件。”[ 《上諭》，《朝鮮檔》]
而後，日本又否定大清“在上海或煙台擇地談判”的要求，提出要在廣島進行和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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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經周折，1895年1月26日，春節午夜，張蔭桓、邵友濂率領的第二批中國使團出發，前往日本廣島。
美國人毫不隱瞞：這是美國從中斡旋的結果。
在中國和日本的美國外交機構和慈善團體紛紛給這個使團發表公開的聲援。
但是，實際上中國使團尚未出發，便注定這次和談以流產告終。
這次和談動議，又被日本人暗地裏破壞了。
根本的原因是什麼？
伊藤博文努力糾正大本營，特別是前線日軍將領的盲動，為日本確定了攻占山東半島的戰略目標。要是憑著山縣那幫人胡作非為，可能仗打到最後卻沒了目標，白白喪失兵力、浪費資財，最後什麼也拿不回來。
這個時候，正是威海作戰的關鍵時刻。遼東，山東，大清與日本在兩大戰場上展開作戰，都是為了獲得最佳的結果——大清希望能挽救威海和北洋海軍，日本人希望徹底攻占威海，消滅北洋艦隊。
往戰略上說，隨著戰爭的推進，日本人受到節節勝利，甚至有點出乎意料的鼓舞，野心漸漸變大了：除了開始向國際上打出的那個“為朝鮮爭取獨立”這個幌子，賠款，賠更大數目的軍費，割地，都已經強烈地湧入日本人的腦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