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後來，孫萬齡得到了一個比留任更嚴厲的處分，“發往軍台效力”。
但要注意，時間是“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春正月”而不是“光緒二十一年乙未，春正月”。
那就更遠遠不是閻得勝的“關係”了。是因為，“分統防營管帶缺額扣餉”被查明，孫萬齡也不免有清軍通犯的“老毛病”，被張汝梅查實“該營實有缺額扣餉情事”，所以又由革職加上“永不敘用，仍發往軍台效力贖罪”的處分。
看似沒有希望了，可“永不敘用”也是一句空話。
到了這年（1898年）的12月，皇上便命令祥麟再去看看，“十月丙午。又諭：已革提督孫萬林、已革副都統豐升阿前因獲罪，發往軍台。該二員年力是否精壯，尚堪效用”。祥麟詳查的結果當然是“還能用”，所以，“十一月乙卯（12月18日）”這兩員“戰將”又被“加恩釋回，交榮祿差遣委用”了。
孫萬齡跟著新貴榮祿（請注意這是新晉的太後的紅人）混，還擔任了正吃香的武衛中軍的前路前營管帶。
再接著便遇上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又開始打仗。孫萬齡改任武衛中軍前路統領，恢複原官銜，與洋軍交戰……然後，攤上了最風光的任務，上演了一出護衛慈禧太後“西巡”的大劇。
護駕有功，官運來得比打仗還快，到了大同，孫萬齡便被授以南陽鎮總兵了（實職啊）。
不靠譜的大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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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後路已經被日軍切斷，威海基本已無清軍，空城一座。
2月2日上午，日軍第六師團第十一旅團，與第二師團分出來搶功勞的第三旅團會師威海城，爭先恐後分別派人從東西兩門進入城內。
日軍主力並不停留，又立即分兵進攻北幫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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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幫炮台，包含祭祀台、黃泥崖、北山嘴炮台，坐落於威海衛城東六裏的丘陵地帶，地勢陡峭，僅有一條小路可通，形勢極為險要。
因為北幫炮台又與劉公島隔海相望，相距僅四裏，故對劉公島的防禦關係極大。
守，則相互掩護。失守，則是極大的威脅。
北幫炮台綏軍調至威海南路，雖經協調，但實際上留下的空缺並未有山東軍前來填補。還是丁汝昌派已經失去了坐艦，被革職留用察看的“廣甲”艦管帶吳敬榮帶二百多名水手，張文宣派護軍兩哨，前來助守。可是31日夜綏軍最後的一營潰散時，吳敬榮“所帶協守水手亦隨綏軍西去”。
2月1日，一點也不放心的丁汝昌再次前往北幫炮台與戴宗騫議商，戴無可奈何說：“所散兵勇招集不回，並台、牆守兵亦潰西去，全台隻剩十九人。”
丁汝昌徹底心涼了：“孤台不支，恐資敵用，我船及島將立見灰燼。”[ 《北洋大臣來電》，《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 ]
決不能再出現南幫炮台的惡果！丁汝昌決定，既然不能守，就將炮台自毀。
所以，他便先勸戴宗騫轉移到劉公島上。戴宗騫當然明白他的意思，因為有南幫炮台的教訓在先，滿心愧疚，自然也無話可說。長歎一口氣，又激越起來：守炮台是我的職責，炮台失陷，我還能到哪裏去。此地才是我的死地，隻有一死以報朝廷了。
但事情由不得他，丁汝昌一揮手，護兵上前架起戴宗騫就上了船（“挈之行”)。
一身硝煙灰塵的戴宗騫，在劉公島水師公所前的官碼頭下船時，望了丁汝昌一眼，慘然一笑。對攙扶他的水手說：“老弟，謝謝了。我的事算完了，單看丁軍門的啦！”[ 《甲午戰爭史》]
誰也沒有注意到這句話語義雙關。當天夜裏，戴宗騫在劉公島仰藥自盡。
2日這天，丁汝昌忙著派艦隊水兵進入北幫炮台，將火炮、火藥庫盡數炸毀，大火連燒了好幾晝夜才漸漸熄滅。
當毀炮的艦隊官兵剛回到艇上時，日軍便平行而至，不費一槍一彈，占領了已無炮可用的北幫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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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陷落，也陷入了黑暗之中。
盡管在有些記載中，日本第二軍曾下達了不戮一人的命令，但從另外一些記載中，包括搜集到的口述記錄，民間悼文內容，可以看出日軍罪行的冰山一角。加上大山岩所領導的第二軍恰恰是金州、旅順屠殺的凶手，我實在無法相信身為侵略者的小鬼子，能性情大變，還能在異國的土地上與居民和平相處。
我相信的事實是，踏上威海土地的日軍，立刻露出了貪婪的本質和嗜血的獸性。
日軍不但四處燒殺，還挨門逐戶搜尋財物，遇到店鋪更是動手搶劫一空。有詩說，“民間雞豕竟吞噬，器皿錢財一掠空！”
由於威海百姓對日軍充滿反抗情緒，征集民夫等工作無法開展，連日方記載也不得不承認：“山東地方以不可通車輛，多募人夫，到處勸誘土民，又多遁亡，應者甚稀，是以搬運甚困。”[ 橋本海關《清日戰爭實記》]
這樣的情況下，日軍不可能不對反抗的群眾進行殘酷的鎮壓。實際上可以說，威海和周邊地區村莊，沒有群眾被害的地方幾乎未有。
這就是日本侵略者帶來的苦難，也是無力保衛國家和人民的大清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