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地區防務上分兩塊——北洋，山東。
而北洋負責的威海防禦上又分成兩塊——艦隊，岸炮。
威海岸防部隊為威海港而存在。他們參與了威海港的建設，修建了炮台，又留駐成為岸炮隊和衛隊。
1887年（光緒十二年），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海軍衙門會辦李鴻章，奏準派綏軍、鞏軍各四營到威海衛，以道員戴宗騫為統領，總兵劉樹德、劉超佩任分統。
綏、鞏軍本是吳大澂在吉林幫助吉林將軍練軍時編成，後來調至山東，成為北洋係列。
1888年又調派護軍兩營駐劉公島，總兵張文宣為統領。這支隊伍，原是李鴻章的親兵營，嫡係中的嫡係。
甲午戰爭爆發以後，北岸的綏軍，南岸鞏軍，劉公島護軍各增募兩營。
駐威陸軍達到了16營，一萬多人。
這一萬多人具體任務，還是全部圍繞炮台。
而炮台，是護衛海港。與他們當初來到威海建設和守衛炮台時，是同樣的任務。
可是，現在最大的威脅來自己陸上，也就是來自炮隊和衛隊的背後。
炮台守軍的行動，應該最圍繞艦隊，同時考慮自己的具體處境，麵臨的實際難題。
而艦隊呢？
艦隊也麵臨著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無法及時給炮台一個明確的答案——他們將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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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的實質，就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
“唯有保存自己，才能消滅敵人。”
“消滅敵人，是為了更好地保存自己。”
這些相互矛盾的原則，哪句對，哪句錯？其實都是對的。在這一對辯證的矛盾當中，需要根據情勢來判斷，選擇自己的行動。
是打過去呢，還是防守呢，還是……轉身就走（當然不是單純地跑了不回來了）。而且，我曾說過，進攻中有防守、防禦中有進攻這個道理。
現在，大清、北洋，都麵臨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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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清廷到內外臣工意見倒是一致了——保船為要。但是，如何才能保全鐵甲艦呢？
大家的認識並不一致，彼此的意見分歧還相當明顯。
光緒皇帝自己一度還主張主動出擊。
這樣考慮的理由嘛，非常符合軍事原理：既然倭寇逼近，敵艦隊必然會進犯威海軍港。不如主動出擊，聯合海陸擊退敵人。海軍呢，既斷敵退路，這樣敵人也就無法靠近威海軍港了。
用他在電寄李秉衡的諭旨中所說的，“現在賊蹤逼近南岸，其兵船多隻，難保不闖入口內，冀逞水陸夾擊之詭謀。我海艦雖少，而鐵甲堅利，則為彼所無，與其坐守待敵，莫若乘間出擊，斷賊歸路。威海一口，關係海軍甚重。”
光緒還激勵大家，“在事將弁兵勇，倘能奮力保全，將登岸之賊迅速擊退，朝廷破格酬功，即丁汝昌身嬰重罪，亦可立予開釋。”[ 《軍機處電寄李秉衡諭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
從理論上講，光緒的方法，絕對是個抓住全局關節點的招法，一招出去，解決兩處問題——敵人別說靠近威海口，連岸都上不去，陸上也安全了。
可是……本錢呢？光緒所恃，是敵人畏懼的鐵甲艦。
但在北洋海軍艦隻減少、鎮遠鐵甲艦重傷的情況下，即使“乘間出擊”，結局實在是難料。
如果再有完整的六艘主力艦，丁汝昌也敢衝出港去，海上迎擊。不求有功，但求堵住朝中那些人的嘴，他也會幹。
關鍵是實力。如果有那個實力，日本人也就不會來了。
既然沒這個實力，隻能采取守勢。
丁汝昌所想的，正是依托岸炮，首先“保護自己”。同時在敵人來攻的時候，還能合力保港，做一點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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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丁汝昌提出了一個“水陸相依”的策略。
早在1月13日，朝廷命令李鴻章籌措威海的防禦，“悉心籌酌，飭令海軍諸將妥慎辦理”。李鴻章判斷，“查倭如犯威，必以陸隊由後路上岸抄截，而以兵船遊弋口外牽製我師”，采取水陸夾擊之勢。所以命令丁汝昌考慮“兵輪當如何布置迎擊”，做到“水陸相依，庶無疏失……”[ 《寄劉公島丁提督劉鎮》，《李文忠公全集 電稿》]
丁汝昌就抓住了“水陸相依”，與諸將合議，提出了一個具體方案。
一、根據敵我艦隊的力量對比，軍艦與炮台互相依輔是唯一可行之法。
二、威海與旅順港口情形相異，水麵開闊、回旋餘地大。（也特地表明，不會出現皇上擔心的“若敵船逼近，困守口內，轉致進退不得自由”的情況。）
三、威海後路地闊兵單，全靠後路有大股遊擊之師，防敵抄襲後路，庶幾威防可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