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方案，到了李鴻章同意，“海軍所擬水陸相依辦法，似尚周到。”[ 《北洋大臣來電》，《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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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倆人配合默契，真不夠地道啊。
丁汝昌的計劃中，竟然還管上陸軍了，把球踢給陸上，全靠後路的“大股遊擊之師”。
當然，他也不僅僅是難為李秉衡。李秉衡那點人也不夠。
丁汝昌寄希望的，是向皇上要來“大股的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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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要保船，丁汝昌皆力反對關於艦隊出擊的命令，或任何離港的要求。
並且不惜稱：若海軍一走，陸軍心寒……
當然，後來讓他突圍，他也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而另一方麵，也因為要依靠岸上防線保船，丁汝昌皆力反對任何削弱岸防力量的方案，希望確保陸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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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當時威海設防的情況看，盡管北洋艦隊力量大為削弱，但日軍要想從海上攻入還是極其困難的。威海防禦的弱點仍在陸路，而陸上炮台則歸陸軍指揮。
都是為了守威海，在選擇防禦方式上，主動出擊還是固守炮台？
北洋提督丁汝昌自己困守一隅，當然隻能寄希望於岸上火炮的支援掩護。
所以，他不希望戴宗騫主動出擊。
恰恰在陸上炮台的防禦問題上，丁汝昌與威海陸軍主將戴宗騫發生了尖銳的意見分歧。
針對如何防禦日軍從陸路進攻威海，戴宗騫有自己的理解，提出了“禦敵於境外”之策。
就是說，不能困守在炮台內，而應該出去，甚至到海邊迎擊登陸的敵人。
他認為：禦敵於境外，還能以戰為守，如果就這樣縱敵深入腹地，那敵人一股銳氣地圍攻，我卻被動困守，與其束手待斃，何如先發製人？
他還準備將威海陸上防務一並交給丁汝昌兼管，自己親自帶隊出去迎敵。
戴宗騫“禦故於境外”之策並非不好，但抽調主力去打遊擊，後路炮台，卻是非常冒險的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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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論，丁汝昌當然理解前出迎敵，或許更能把握主動權。但兵力有限，卻是最大的擔憂。
所以丁汝昌堅持“遊擊之師不得不仰仗撫軍”，並對挑選精銳，以備親率出擊的戴宗騫加以勸說：尊意萬一倭寇登岸，便親率精兵迎擊，倒是能機動防禦，得時得勢。隻是兵力單薄，你一走後路空虛。委以鄙人照料，我臨戰在海上分調船艇，都恐怕照應不過來，豈有餘力指揮岸上戰鬥事宜？請念在威海陸路關係全局，全靠兄弟的份上，還要同心同德，合力固守。[ 參見《甲午戰爭史》引《丁汝昌致戴宗騫書》]
李鴻章也不同意戴宗騫率隊遠出。告誡戴宗騫牢記灣旅的教訓，如果迎擊失敗，部隊敗逃，炮台必定失守，就會重蹈大連、旅順的覆轍。所以嚴令“汝等但各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 《寄威海丁提督戴道劉鎮張鎮》，《李文忠公全集 電稿》]
但是，戴宗騫仍不願改變主張。
丁汝昌又給李鴻章發電報，表明自己的顧慮，稱：按照“戴道意，敵無論何處登岸，以抽綏鞏軍隊馳往剿捕為重”，隻是萬一不支，後路炮壘若再有失，被敵人所用，那麼各軍艦就難保了。
但戴宗騫也是有自己的見解，既然說到灣旅教訓，他卻敏銳地看出，炮台失守，則港口不保，倒是實情。但炮台失守，恰恰是因為困守炮台、不遠去迎擊所造成的，此前大連灣、旅順的教訓就在這裏，“鑒於大連灣守兵不並力陸援，旅順諸軍不據南關嶺而株守營牆，均以失事……”，所以戴宗騫仍要求李中堂俯采自己的意見，讓自己因地審勢，在戰守上既布署好炮台，也要把住外圍的險要，“雖布近局，仍扼外險，寧力戰圖存，勿坐以待困”[ 據《戴道來電》，《李文忠公全集 電稿》]。
事實上，我看到戴宗騫，腦子裏又浮現出另一員戰將——徐邦道。他的這種看法，與當初徐邦道的看法幾乎一致。
而事後判斷，出去迎擊，它的價值不在於一定能立刻反敗為勝，而在於，或許拖住敵人，遲滯敵人，用犧牲迎來一個戰場轉機。
相比之下，更高層的認識上，卻缺乏一個變化的、動態地看問題的視角，既沒有動員山東清軍全部實行這一辦法，大舉迎擊，也沒有為戴宗騫出擊帶來的威海空虛找到辦法，以提供支持。
按說前方將領能提出一個建議，哪怕有冒險的地方，隻要可行，作為上級，就不能認直吸取，大膽支持，並為之彌補漏洞、創造條件嗎？
單盯著這些方案的優缺點，反複比較，難以取舍，試問，世上有多少方案能是完美無缺的呢？
反觀對麵的日軍，在這方麵，卻幾乎都是我說的這種方式——大本營也好，上級也好，很少有截然斷然地反對，而是讓前方將領盡情揮灑。出彩的似乎不是大本營，而更多的是前線指揮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