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很多資料上都看到，丁汝昌一日負責北洋水師的工作，不等不靠，親自上了小輪船開始操練。起碼這種深入一線、甘當學生，從基本學起的態度是明確的，是值得表揚的。至於有人說李鴻章安排專門買個小火輪給丁汝昌個人學習海戰，這就有點寒磣人了。至於嗎？其實北洋水師外購的軍艦到來之前，也就有這點裝備，不在這上邊練，還能在岸上練劃漿嗎？
後來，李鴻章安排丁汝昌率隊前往英國，接回了兩艘軍艦，途中還專門赴德國考察大型鐵甲艦的建造，也算出過遠洋、長見識的了。
職務就是壓力，丁汝昌一上任，首先感到一種無形的壓力。
對於各位總兵和管帶們的種種質疑，種種冷眼，丁汝昌應該還是有自知之明的。
官職是一回事，但能不能服住這些水師學堂出身、大多留過洋的總兵、管帶，又是另一回事。
由於自己經曆和素質結構的缺陷，始終讓北洋海軍軍官們不那麼虛心聽從管教，這一點丁軍門也十分清楚。
既然大家認定自己是靠後台上來的，有“背景”——當然不算陸軍背景，這裏是海軍。對這些會拽洋文、從未打過仗的學生官，拿“你們穿開襠褲的時候，我已經如何馳騁戰場，如何神勇”擺譜是沒用的。你從自己擅長的領域跳到人家擅長的領域，你就是不折不扣的“菜鳥”大人。唯一的選擇，是必須始終親力親為、以身示範，爭取能替李大人攏住這幫人。
當然，丁軍門有些缺點，象吃點、拿點，還有象那個方麵的。我們也沒必要從階級角度去分析，說什麼封建社會，當這麼大官，官場、社會風氣這樣，大環境這樣，丁軍門身在江湖，也難以免俗。說到底還是個人的追求和品位問題，封建社會兩千多年，不是也有很多人拒腐蝕、永不沾嗎？
問題還在其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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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喜悲悲琅威理
讀北洋海軍史，有一個人，不能不提到，就是總查琅威理。
有一件事，不能不提到，就是總查琅威理的去職。
而琅威理去職的起因，是另一件事，“爭升提督旗”。
現在我們可以斷定，無論如何，這都是不應該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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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記：“十六年十月，北洋所聘海軍總查英人琅威理，以爭提督升旗，辭職回國。英政府遂拒我海軍學生在英留學。”[ 《清史稿 誌 水師 海軍》]
這段簡短記錄，背後是一個複雜的故事。說的是1890年初，北洋艦隊停泊香港過冬（注意，這是北洋官兵的好日子！）2月24日，提督丁汝昌率領部分海軍出巡南海。
這是例行性的工作，不是第一次。留下的人員照常運轉，直到突然有一天，平靜中起了波瀾。
3月6日，一大早，旗艦“定遠”突然降下提督旗，升起總兵旗。
按照《北洋海軍章程》，提督之下，兩個總兵。身為右翼總兵的“定遠”管帶劉步蟾下令升總兵旗，就宣示他要代行指揮艦隊的職責。
這讓艦上的琅威理十分詫異，也難以接受，於是找劉步蟾理論：他認為雖然丁提督出巡，但身為副提督的他還在艦隊中，理應繼續升提督旗。（“丁去我固在也，何得遽升鎮旗？”）
劉步蟾毫不讓步，直截生硬回敬：規定就是這樣的。
那就向上請示。琅威理立刻給李鴻章發電報，其實也是希望李大人評理。
以下，按曆史教科書上說的是：李鴻章卻暗示北洋艦隊隻有一個提督，沒有所謂的“副職”。6月25日，北洋艦隊抵達天津後，丁汝昌和琅威理麵見李鴻章，談及撤旗事件時，李鴻章支持了劉步蟾的行動。
琅威理對此非常憤慨，當場提出辭職。
而李鴻章接受了他的辭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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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威理的憤怒可想而知。
因為，相互之間曾經有言在先。
當初李鴻章盛情邀請時，琅威理就已經說明自己的要求：要他來華任職，第一，須有調派弁勇之權；第二，須向英國海軍部請假並獲允準；第三，中國方麵須與英國海軍部商妥，將他在華服務年限作為海上服役年資，不能影響他在英國海軍中的升遷。
第二、三件事，就是當時大清費勁周折與英國洽商，經三年才解決的問題。
但第一件，則是大清來決定的。
而大清、李鴻章似乎已經應允，也給了他這個權力。一下子給封了個“副提督銜水師總監督”，1888年12月17日，清政府組建北洋艦隊，又以丁汝昌為提督，琅威理則擔任副統領。後又加到“提督銜”，和提督一個待遇了。
日常工作中，李鴻章確實又非常倚重琅威理。
李鴻章在發給琅威理的文電中，常用“提督銜琅威理”或“丁琅兩提督”的稱呼。
在北洋海軍的正式公文中，他的頭銜全稱是“會統北洋水師提督銜二等第三寶星琅威理”。
按照大清在某職務前加“會辦”，低一點加“幫辦”，作為副職、助理的稱呼，這個通俗做法，那麼“會統”，明顯帶有副手、幫助正職工作的語意，也包含統率、領導的範疇。琅威理可以可以就此認為，自己確實已經具有一定的實權呢？
看來，有一種可能是：由於以上種種錯覺，於是，可能，老琅搞錯了。
加個什麼提督銜之類的，這個“銜”，又是大清的一個通用做法，實際上是在原官職的待遇上提高一兩級，本質也就還是一個待遇，而不是實職，他的職務和實際職能，就是個總監督。至於前邊的副提督銜，大清官製裏都沒有，《水師章程》裏也沒有，純粹是一個玩鬧。而老琅卻當真事，以為自己是“實授”艦隊副職領導了。
等到親耳聽到李鴻章明確表示，艦隊隻有一個提督，沒有什麼副提督，老琅定是恍然大悟：自己被忽悠了。
但這隻是一種可能。可能性有多大，值得探討。
琅威理在華多年，不會不知道，給自己的這個所謂的提督銜，隻是個“銜”而已，也就是一種名譽上的副提督。
那麼多圍繞此事的探討，幾乎都關注了一個問題：領導指揮權力。
琅威理為什麼提出“須有調派弁勇之權”？
按琅威理的說法，沒有調派兵員之權，則官兵不服從指令，無法展開嚴格訓練。
這種顧慮，有一定道理。
李鴻章自己在給朋友的信中就已經提到，聘請的外國軍官不願前來，“問其何以不願，據雲僅令教練而不假以節製擢陟之權，弁兵必不聽令，斷難進益。即以‘龍’、‘虎’兩船原募各教習，皆以求退，因兵官以下，毫不虛心受教，炮船機器久恐廢壞雲雲”。
可見先前就已存在這種現象：聘請，人家不願意來，來的，想離開。原因就是：隻讓當教練，不給調整甚至升降的權力，兵不聽令。不聽令的結果，是官兵毫不虛心受教，怠於訓練，不按操作規程辦事種種。
琅威理來之前，是極有可能聽到此類事情的。
所以，作為未來要專司北洋海軍訓練的軍官，他提出此件要求，似乎是針對這類事情的因素多一些。
一個教練，決定不了隊員誰上場、誰替補，都是俱樂部老板說了算，這個教練要麼自己主動“下課”，要麼被“下課”。
但他是否想控製整個艦隊？
說沒這個個人權力上野心，可能不客觀，人家回英國後都當上了中將，管著38艘軍艦的艦隊，在這裏當然會有發號施令的欲望。
回想1887年3月，琅威理受李鴻章的派遣，到英國和德國接收“致遠”、“經遠”、“靖遠”、“來遠”四艘快船。他以“靖遠”為旗艦，升提督旗指揮，直至抵達廈門與丁汝昌會合[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 中華書局. 1987]。對一個職業軍人來講，這是何等的榮耀。
而對此事，大清也好，李鴻章也好，並沒有提出任何異議。
還有一件，1886年，北洋水兵訪問日本，與日本警察、浪人發生衝突（這件事，後麵我們還會說到，這裏有必要提一下），琅威理竟然要直接發動攻擊，趁日本實力不足，當頭給日本一個重大打擊。
現在無法評判可行與否、結果會怎樣，曆史又會發生怎樣的改變，但他根本未獲得足夠實權打出這一炮。
這種建議，隻能說是一個職業軍人的思路，海上霸主英國海軍職業軍人“遇敵必戰”的思路。
一定程度上也是作為大清艦隊一員，乃至領導者的思路。
至於替英國爭取控製權，則可能性不大。英國可能期望通過逐漸影響北洋、獲取有利地位，但直接控製是行不通的，前邊已經試過，對琅威理來說，離完成這個任務還有差距。就算他想，就他一個人，再加幾個其他的英國雇員，想也辦不成。
洋雇員也不止英國一個國家的，李鴻章的顧問還有德國人，雇員也有德國將領。
合理的解釋，或許還應從琅威理職業軍人的思路上去思考：
以前的日子，不管自己這個提督銜管不管用、好不好使，大家心照不宣，麵上總還是過得去，至少從朝廷和李鴻章那裏，還是尊重的，所以，號令至少暢通，沒有人公開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