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劉步蟾與自己相爭，升起總兵旗，分明是對自己赤祼祼的羞辱，更是直接的挑戰。
那麼，也許可以認為：事情的是非曲直已不重要，琅威理所爭的，無非就是一個麵子，一個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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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的“暗示”，頗為值得玩味。
其實剛開始，李鴻章是想和稀泥的。
教科書上所謂“暗示”，是指事情發生的第二天，即3月7日，李鴻章致電北洋海軍第二號人物——左翼總兵林泰曾，講：“琅威理昨電請示應升何旗，《章程》內未載，似可酌製四色長方旗，與海軍提督有別。”製四色旗自然是調和折衷之語，李鴻章的電報——無異，已經明確表明了北洋海軍隻有一個提督。
可以這樣理解。
但是，說“這樣理解的，是林泰曾、劉步蟾等人”，應該更加準確。
我覺的，北洋隻設一個提督，這是一個事實，根本不需要再明確。而李鴻章“和稀泥”的真正用意是——可不可以考慮製四色長方旗，與提督有所差別。言下之意，這個旗應是代表提督銜總查琅威理的，也即丁提督不在，就可升起這個四色長方旗，糊弄一下老琅，而不是指明要升總兵旗。
所以說，李鴻章大人是還想把這個“稀泥”繼續和下去的。
但劉步蟾等人卻讓他和不下去了。
然後，就隻能等著“攤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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琢磨這件事，不應排除無法脫離幹係的其他當事者，特別是左翼總兵林泰曾、右翼總兵劉步蟾。
按中國官位的一般規矩，“左”應比“右”大。出事了，李鴻章給林泰曾發了個“似商似令”的電報，等於把事交於他處理，也是按這個程序來的。
那麼也證明了職務最高的不是劉步蟾，而是林泰曾。
那麼，並非艦隊現有最高職務的右翼總兵劉步蟾，卻要擔起指揮之責，本身就有些問題。
丁汝昌率四艦至南海一帶操巡，預定3月10日左右返回。所以有一種觀點認為，如果從2月24日丁汝昌離港到3月5日間，“定遠”上依然飄揚著提督旗的話，6日劉步蟾的突然撤旗，顯然就是故意尋釁發難了。
那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這就牽扯到另一個相當有可能的起因：琅威理與清軍官兵的矛盾由來已久。
據資料分析，琅威理是個性強脾氣躁的人，赫德說他“具備了海軍軍官的坦率，但缺少一個‘組織者’需要具備的寬宏大量。”
這種“情商”的缺陷，表現在他的管理風格上，使得一些中國軍官難以接受。
另有記載說：琅威理治軍嚴格，辦事勤勉，認真按照英國海軍的條令訓練，為海軍官佐所敬憚，艦員對他嚴厲的規定也頗有怨言。
“頗有怨言”的人群，構成了與琅威理對立的另一個矛盾麵。
在這個事情中，還隱隱顯露出了一個北洋的內部問題。
也是李鴻章從開始之初便警惕和防範的問題。
——地域問題。
北洋內部拉幫結派，山頭林立，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
丁汝昌完全沒有如李大人期望的完成平衡各方力量、壓住這些山頭的任務，隻是調和和維持，他在北洋艦隊的權威令人置疑。
確切記載中，北洋所有閩籍管駕，皆擁護劉、林，這種情形很明顯。而琅威理因此上書李鴻章，提出“兵船管駕，不應專用閩人”。
這個，是真沒辦法。船政學堂培養的，就是閩人多。再者，古往今來，有單位、有組織，就有“非正式群體”存在。何況咱中國地大，人多，就喜歡搞“老鄉”、“同學”那一套。這是一個根深蒂固、源遠流長的文化現象，也是人們相處的精神需要，李鴻章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明白，而是比誰都知道。
琅威理的話，本是一句忠言，卻犯了大忌。
琅威理向“淮派頭子”李鴻章講“閩派官員”的不是，能引起什麼樣的關注，解決什麼問題？那隻能表明他還不算真正了解中國人，也不算了解形勢。
綜合以上情況，可以說，水師官兵與洋人教習之間，特別是與琅威理之間，確實矛盾已經存在，並不斷積聚。
而“撤旗事件”，不過是這些矛盾的一個爆發而已。
北洋海軍按人數講最大的“山頭”上，林泰曾官大，但不大愛管事，不喜歡在“團團夥夥”中出頭，所以，福建籍的管帶們，大多以劉步蟾為首。
在這個矛盾總爆發之中，無疑，劉步蟾當了“領頭羊”。而因為對琅威理的“共同矛盾”，大家選擇了一致對琅，至少也保持沉默，一邊看熱鬧。
所以，這件事更象是意氣之爭，而跟民族大義無關，用不著給他戴這頂高帽。
等事情再度回到李鴻章身上，意味著就不一樣了。
特別是6月初，丁汝昌、琅威理率艦隊遠航西貢、新加坡、馬尼拉，25日返回威海，丁、琅“兩提督”一同赴津，與李鴻章麵談撤旗事件，李鴻章的態度便於此時有了明確變化。
這在李鴻章看來，無異於“要請放實缺提督”（這個看法，後來在他與薛福成電報中提到，並請其與英國外交部轉達）。
不知是出於哪些事情的緣故，或許是個人的感覺，或許是部下的進言，反正李鴻章就是認為，琅威理一直希望全麵控製艦隊。
前邊“李－阿艦隊”的教訓，李鴻章當然深有感觸，記憶深刻。
李鴻章可以組建中英混合的洋槍隊，可以使用華爾、戈登來率領洋槍隊，但不表明他能接受“李—阿”艦隊。因為華爾也好，戈登也好，都是聽從他的指揮。他不能接受由一個洋人實際控製的“李—阿”艦隊，同樣也不能接受琅威理控製自己的北洋艦隊。
哪怕是有這樣的企圖都不行，都需要提高警惕。
既然這個“稀泥”和不下去了，隻能“攤牌”，明確地表明態度。
至此，李鴻章表態：“北洋海軍官製隻一提督、二總兵，提督去，自應總兵帶”。
於是，先前因與北洋官兵存在矛盾，幾度打算辭職回國的琅威理，感到極大的羞辱和徹底的失望，立刻給國內打報告，同時向李鴻章正式提出辭職，走人。
李鴻章答應了。
這在李鴻章看來，矛盾焦點又已不在爭麵子和評理長短的問題上了，而是向自己施壓，一種受製於人的感覺促使他立刻下決心——“未允，即自辭退，向不能受此要挾。”
無奈的李鴻章。
技術落後，不得不求助於洋人，又要時刻提防，保證大清對艦隊的控製權，這個鬥爭時刻存在。李鴻章有切身體會，自然是警醒的，在這件事上李鴻章沒有“和稀泥”，不能說不妥當，卻也實為無奈之選。
中國作為一個落後國家，在向近代化轉化的艱難征途上，如何一麵進行反控製的鬥爭，一麵又努力汲取西方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始終是一個更為重要又長期沒有很好解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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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琅威理去職”事件。事情過去了，這件事的影響並沒有到此為止。
琅威理返回英國後，逢人訴說他在華受辱的經曆，引起軒然大波。中國駐英公使薛福成電告李鴻章，英國外交部已電駐華公使複查此事，並考慮撤回全體在華英籍人員，並懇請“能否轉圜？邦交有益”。
11月4日，英國政府拒絕了李鴻章另聘英國人擔任海軍顧問的請求並撤回部分在華雇員，同時宣布不再接納中國海軍學生。
這就是清史所載“英政府遂拒我海軍學生在英留學”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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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威理去職，對北洋水師也有直接的影響，多數資料上都提到、分析到。
可以肯定的是，琅威理走後的時間裏，北洋海軍明顯訓練日漸鬆懈，軍紀不斷鬆馳，終至下滑到穀底。
甲午海戰的惡果，就不能不說與此有一定的關聯。
自此，“軍官爭挈眷陸居，軍士去船以嬉。”——北洋海軍戰敗後的檢討書裏提到了這個局麵，終於出現了，至少是更便當，也更普遍了。官兵的“好日子”也終於真實地來了，每當北洋封凍，海軍例巡南洋，“率淫賭於香港、上海”，更顯得“撤旗事件”像是一場悲劇的開端。
赫德後來幸災樂禍地對金登幹說：“琅威理走後，中國人自己把海軍搞得一團糟。琅威理在中國的時候，中國人也沒有能好好利用他。”
認真想想他的這句話，再想想英國政府的反應，似乎人家倒沒有表現出什麼過分的失落。
可否認為，英國方麵對琅威理一事的感受，隻是大清對英國的一種奚落呢？
等對日戰敗，大清醒悟過來，重建海軍，又重新想起已經是英國海軍中將的琅威理，想聘請琅威理再度來華，並答應了琅威理提出的苛刻條件，不也從別一個方麵，說明了這一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