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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這些情報信息就夠了。
以前還不怎麼了解台灣的副島，此時已對向台灣出兵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不對，應該是升騰起了強烈的欲望。
當然，他還記得自己是個外交官，外交人員還得幹外交的事。
他的部下、外務少丞鄭永寧（這家夥升官了）寫的《副島大使適清概略》記載了副島為台灣事件（又是個事件）而開展的“外交活動”：
日本陸海軍群情振奮，甚至有準備“不待朝命，自謀討伐生蕃者”。
副島憂之，親自勸說：種臣非常佩服大家的忠君愛國精神。但若不名正言順地進行討伐，那就跟強盜沒什麼區別了。大家更不要暴虎馮河（成語學得不錯），莽撞行事。有三件事是我擔心的，也是需要我們注意的：一是不止日本，各國窺伺台灣不是一天了；二是清政府一直說台灣全部是自己的領土；三是島上的原住民部落也不好惹，是吧？好啦，我作為外交大臣，先把這三件事搞定，然後大家就可以發揮作用，把台灣拿下來，使它永遠當咱日本的南大門！（乃勸諭曰：壯誌義氣，無非為我君。然若不名正言順進行征伐，則等同寇耳，幸勿暴虎馮河。種臣謀之，有慮者有三：外國窺視台灣久矣，一也；清政府僅治其半，而自謂全有，二也；生蕃野性好勝，視死如歸，乃其三也。種臣願借外務之權除此三慮，而後專恃諸君之力，取此地為我有，永鎮皇國之南門。）
這說明，副島正是為這“所憂慮的三點”，決定親赴清朝，打開解決這一事件的缺口。
這就是副島所想的日本外交的事。
於是他上書天皇，強調：“欲使外人覬覦台灣者不敢阻我王事，使清人甘讓生蕃之地，辟土地獲民心，非臣力之，恐難成功。”並“請準餘親自赴清，借換約（批準互換《中日修好條規》）之名以入北京，遊說各國公使，絕其娼疾。借與清政府討論謁見皇帝之事（指借批準換約而建立邦交之機，謁見皇帝，麵呈國書，祝賀同治皇帝完婚和親政），告以討伐生蕃之由，正我疆界而開拓半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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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已經很清楚了，副島到大清來談判、換約，不是真正的目的，而探聽大清口風、找到尋釁台灣的借口，才是真正的目的之一（“三問”之一的內容）。
至於條約，那是隨時可撕毀的廢紙。
所以，前邊已經講過的日本與大清反複糾纏、死纏爛打，再三要求修改的條約，本來因一直得不到列強一樣的待遇，而被政府拖延擱置，眼看就落滿灰塵了，到了1873年3月，拿出來掃掃、吹打吹打，忽然獲得政府痛快地批準，並派出龐大的使節團來華互換批準書了。
出現這種變化的原因就在這兒——副島來華“換約”是一種謀略，是為了發動侵台戰爭而投下一顆探路石。
“換約”純粹是個由頭，而“三問”，才是實質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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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特命全權大使——肩負光榮使命的副島外務卿啟程赴華了。
一路上，春風那個吹。意氣風發、趾高氣揚，指點江山、激揚文字。
鄭永寧記下了：3月18日，途經佐田岬時，副島特意賦“打油詩”一首，充分展示自己的抱負，其中自感最為得意的一句“保護海南建新藩”——實指要“在台灣建藩”。19日，副島到鹿兒島會見正在休假（實際上是長期休假，俗一點說叫在家呆著了）的參議、陸軍元帥西鄉隆盛，共同研究了如何在台灣建藩的問題。
20日，從鹿兒島經由長崎出發，先至上海，然後一路考察大清沿海“風光”，於4月19日，到達天津，開始與欽差全權大臣李鴻章進行會談。
在此之前，1872年11月，那個無比積極的樺山少佐，已如願討得一份“差事”，帶人赴台灣，展開實地調察——也就是偵察了。
還未與大清交涉，日本侵台早已進入實質性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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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天皇睦仁在策劃對清交涉和入侵台灣中，第一次顯示了自己的“好勇鬥狠”。
副島赴華前，天皇特別授意：“台灣島生番數次（到睦仁嘴裏又成了數次）屠殺我國人民，若棄之不問，後患何極。今委你全權，前往伸理，以副朕之保民之意。”
既而又下達《敕語》，稱：“清國政府若以政權之不及，不以其為所屬之地，不接受這一談判時，則當任從朕作處置。清國政府若以台灣全島為其屬地，左右推脫其事，不接受有關談判時，應辯明清國政府失政情況，且論責生番無道暴逆之罪，如其不服，此後處置則當依任朕意。”
從這個敕語中，可以看出明治與大臣可謂聲氣相通，把握住了這次關於台灣交涉的關鍵：清政府若不認為台灣為中國之地，則“日本必占”。若說全島歸中國所有，卻又不肯懲治生番，那“日本必戰”。
不管大清怎麼說，都要“依任朕意”啦！
誰說日本的天皇都做不了主？！
端的是十分霸道。
簡直是霸氣側漏！
這種專橫暴虐的話語中，哪裏能看出還有半點日清修好的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