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在中國人的心眼裏，能夠使國家統一的統治者才是讓萬民敬仰的英雄。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曆史上，秦始皇的一統六國偉業；大漢天子的四固邊疆征程和大清乾隆一統江山之舉一向為人民所津津樂道。
毛澤東想成為這一類的英雄豪傑，他發出了“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的尊嚴號召；蔣介石雖然有些力不從心，也不甘落後提出了“反攻大陸”的宣言。很可惜，毛澤東和蔣介石在有生之年都不能實現自己的偉大事業，也就不能實現中國人所謂的“含笑九泉”的人生最大快意之事了。
七十年代末，美國同中國實現了關係正常化。在兩國建交談判前，美國人懷著不可告人的私利，希望繼續在台灣保持軍隊。當基辛格在同周恩來的預備性會談中說出無理的要求時，周恩來顯然做不了主，他向毛澤東彙報說，“美國還想在台灣保留軍隊。”
毛澤東當時有些憤憤不平地說，“猴子變人還沒有過來，還留著尾巴。台灣問題也留著尾巴，它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長。”
毛澤東自以為自己是一個講原則立場的人，這一次，他在對美國人發了一大通調侃後，就容忍了所有的這一切。這就對以後的中美兩國關係埋下了“定時地雷”。如果說，當時，蘇聯的百萬大軍壓境讓毛澤東為解困而不得不如此的話。那麼，在以後同日本人的建交談判中又重蹈覆轍犯錯誤，就讓人不可思議了。美國人擁有對蘇聯人同仇敵愾的威懾力量，也需要中國的聯盟的力量。在權衡利弊後，隻能含含糊糊了。後來，在《中美聯合公報》中，美國人摸準了中國人一向模棱兩可的心態，以“海峽兩岸的中國人認知一個中國”來搪塞中國人的麵子問題了。
對於日本人，當時的情形是，日本沒有什麼本錢，還欠了中國人一屁股舊債。準確地說，戰後，日本整個國家對中國是誠惶誠恐的，生怕中國人的報複。可以說，在整個中日建交談判過程當中，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無謂“大度”讓後一代的中國人再一次吃盡了日本人的苦頭。
說到這裏，隻能檢討中國人的盲目又可憐的“大國心態”了。那個時候，在台灣的蔣介石，為了急於同日本建交，以維持中華民國的所謂“正統”國家形象，聲言主動放棄對日的戰爭賠款權利。以至於後來的中日建交談判時，日本人惡習舊發地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款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這一些，都使的一向容忍性很強的周恩來也大光其火，狠狠地批評了日本人的霸道無理一回。
美國人是很狡猾的，在中美建交後，又捎帶送給了中國人另外一個禮物，《與台灣關係法》。美國人也從不忌諱“美國公開承擔保衛台灣的主權，安全和繁榮。”這同中國人的躲躲閃閃的不鮮明個性成了明顯的對比。
很遺憾，中國人一向自稱為孔夫子的徒子徒孫，卻沒有學會他老人家的“為己之學”的上上之道，“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說起來，或許是令人難以置信。在美國人的心眼裏，那些頭戴皮瓜帽，身穿長馬褂的中國人一個個都是柔弱不堪的。李小龍和成龍所代表的是影幕上的中國人形象。但是，遠在18世紀，有一位名叫威廉姆？亨特的美利堅公民聲稱，“做一個梳辮子的臣民真好!”
威廉姆？亨特在他的《番鬼和中國風俗》裏寫到，“中國人，至少在條約（指1844年的《望廈條約》）前的時代，是一個幸福而安分的民族。他們勤勞，有節製和有趣味堪稱楷模。假如他們是一個富於侵略性的民族，他們就可能成為可怕的敵人。”
對於孔孟學說，威廉姆？亨特評價說，“世界上再沒有別的國家產生過這樣兩個人，其學說被從不間斷地傳授這樣久遠的年代，受到廣泛的尊敬。他們倆的格言成了千千萬萬人行動的指南，至今毫不遜色地對世界上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口發揮著巨大的影響。”
在宗教信仰方麵，“再沒有人像中國人那樣寬容了。無論一個人宣稱自己信仰什麼，誰都不會因此受到迫害或遇到麻煩。”
“在他們的眼裏，番鬼的一切，哪怕是出於良好教養的基本禮貌，都是野蠻的，不完整的。跟他們的彬彬有禮舉止相比，番鬼的野蠻就顯得更加突出了。”
威廉姆？亨特在驚愕於廣州的欣欣向榮時，發出了這樣的感慨，“上帝是在星期六的夜裏創造完了世界之後，肯定用一些剩下的碎木片造了廣州。”而且，中國人認為，“這些番鬼來自多霧之鄉，風暴之國，陽光不到之處，初抵中華帝國的奇異人種。”如此說來，這些言論應是世界上最早來自中國人的種族歧視了。
威廉姆？亨特甚至於誇張地說，“就是廣州的乞丐在街上向番鬼討乞，也會用顫栗的聲音驕傲地說，給點錢吧，洋鬼子。”
對於中國人的茶葉，威廉姆？亨特更是讚不絕口，“喝一口神仙的茶，帝王的茶。”如此說來，這大概是美國人最早的“崇洋媚外”了。
塞西斯？梅西埃感慨地說，“中國瓷器是多麼可悲的奢侈品！一隻貓用它的爪子一撥，比好幾百畝土地受了災還糟糕。”
法國人門多薩在他的《大中華帝國誌》更是把中國描繪成“一個富強的，完美的，優越的開明帝國。”
他的同伴約瑟夫？斯卡利傑也是稱讚連連，“這是一個令人讚歎不已的帝國，它譴責我們的行為。從他們的天平上來衡量，我們這些法國人僅為一彈丸小國，我們之間不能互相諒解，被沉重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而在他們那裏則生活得國泰平安，其法製如此有度以至於使基督教感到羞恥。”
當時的歐洲人是非常地羨慕中國，從而形成了兩個世紀的歐洲人的“中國崇拜”之說。
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也是霧裏看花的。“無論就臣民的眾多，國土廣袤，還是就珍寶的豐富而言，大汗都是當今世界上或曆史上最強大的人。”最後，他以自豪的口氣說，“我所說的，還不及我所看到的一半。”
當然，孟德斯鳩的腦意識就比較清醒的。“中國是專製帝國，既無法律又無規章，由單獨一個人按照一己的意誌與反複無常的性格領導一切。”
美國人對中國人，遠比對待日本人客氣多了。美國人是用軍艦撞開日本的大門的。對此，美國人並不忌諱。百老彙上演的一台歌劇說的就是一位美國將軍佩裏率領艦艇敲開日本大門的故事。不久以後的1784年，一艘名稱“中國皇後號”的商船由紐約出發航向廣州，開始了中美交往的處女航行。
“中國皇後號”的遠航是十分成功的，它賺了個體缽滿盈。這是美國人最初從中國人那裏所嚐到的甜頭。
美國是一個利益至上的國家，七十年代初，尼克鬆訪華時，他口無遮擋地對周恩來說，“我是為美國的利益而來的。”
美國人一定讀透了雷蒙？阿隆的一句經典話語，“對國家來說，自私是不應該受到譴責的，甚至隻有自私才是道德的。”
既然利益支配著美國人在道德上和認識上的一切判斷，那麼，這注定美國人所謂的國家至上觀念不可能是那麼高尚的。舉個例子來說，美國人至今不肯簽署關於控製廢氣排放量的《京都協議》，就很會說明問題。
美國人對待利益一向是認真的，所以，他們很細心地把所謂的國家利益劃分為好幾個等級。國家根本利益、國家極端利益、國家重要利益和國家次要利益。
在上海簽署的《上海聯合公報》檔案裏，美國人給中國人上了一課。《上海聯合公報》有這樣一段話，“任何國家都不應自稱一貫正確，各國都要準備為了共同利益重新檢查自己的態度。”應該說，這樣赤裸裸的精美妙語，隻有鬼點子多多的美國人才會想的出來。
中國人具有“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所以，他們才有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有意思的是，中美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後，毛澤東熱衷於所倡導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非敵即友極左路線自然是不攻而破了。
當尼克鬆來到毛澤東的大書房時，尼克鬆總統用恭維用的口吻說，“主席的著作推動了一個民族，改變了世界。”
毛澤東回答說，“我沒有能夠改變世界，隻是改變了北京郊區的幾個菜地。”
對於美國人，中國人的心裏的確是又愛又恨，矛盾重重的。有一個來過美國旅遊的中國人坦率地說，“我一直在了解美國人，但我始終了解不透美國人。在大眾中國人的心目當中，美國人既是魔鬼，又是天使。”
所以，中國人在同美國人打交道時，更多是持小心謹慎並略帶討好的態度。就連一向以堅硬著稱的鄧小平也發出了欲同美國人友好的呼籲，“太平洋再也不應該是隔開我們的障礙，而應該是聯係我們的紐帶。”
冷戰結束後，美國人同中國人結成聯盟的基礎消失了。美國人對中國開始變的挑剔起來了。中國人在緊接著的日子裏不得不更多地看美國人的眼色行事，所有的這一切，讓講求麵子的中國人倍感委屈。公正地說，近30多年來，中國人對美國人，其討好之道幾近阿諛奉承了。然而，美國人卻不賣中國人的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