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隻待了不到兩個月，他就待不住了。種田起早摸黑，更不掙錢。他又到上海繼續找工作，終於在安亭一家小地板廠安頓下來。老板處在創業期，工人總共才二三十人，他每天天一亮就到了工地。工人沒上班，他已上班了。為了能保住飯碗，他幹活很賣力，經常主動加班。別人不願幹的髒、苦、累活，隻要老板分配給他，他都不打格愣。隻要老板對他使個眼色，他就曉得該幹什麼。老板對他也特好，他買夜宵，也會給他買一份。一個月的工錢有1400元，覺得很滿足了。當時車間主任的月薪也隻有2000元。幹了一年多，這個廠要擴建，要搬到新地方去。這陣子經常有老鄉、朋友來找他玩，談到周圍一些廠的工資比他拿的要高，他就心動了，想跳槽。不再像以前主動加班了。老板看他能吃苦，找他談了好多次，動員他跟他一起到新廠去，工資也會比現在高，老板說：“這裏除了我要你，沒人要你！”但他不知為什麼聽不進去。他說新廠太遠，他不去了。已經有朋友給他聯係了新單位。
離開這家地板廠後，他找承諾給他聯係工作的朋友，但聯係不上他。他自己找工作，又找不到。想回原廠，感到丟人。有幾次，他忍不住要給原廠老板打電話，但麵子放不下，拿起電話又放下了。於是他就到處打零工。他原來工作過的地板廠後來做大了，員工從原先二三十人，增加到400人。老板原先開摩托上班，現在開保時捷了。
在我們看來，喬××的行為十分愚蠢，但他的行為實質上是自我效能感的缺失所致。班杜拉教授說，“人們很容易有強烈的自尊心──隻要降低目標就好了。”如果喬××能夠降低目標在地板廠繼續工作下去，他的生活可能會是另一種樣子。
在他走投無路時，他認識了一個30多歲的四川人老王。他發現老王隻是借打零工的幌子，實際幹的是偷竊勾當。老王讓他跟他合夥做。於是他給老王打下手。每到工地去偷一次，他可以分到幾百塊錢。
喬××就這樣一步步地把自己推進了監獄。
第二，這個群體的人普遍缺失延遲滿足的能力。他們追求的是即時享樂。
延遲滿足，是一個心理學概念，是指為了追求更大的目標，長遠的利益，獲得更大的享受而自願延緩目前需要的滿足，克製自己的欲望，放棄眼前的誘惑。也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忍耐”。“延遲滿足”不是單純地學會等待，也不是一味地壓製欲望，說到底，它是一種克服當前的困難情境而力求獲得長遠利益的能力。延遲滿足往往是一個人心理成熟的表現，也是情商的重要構成成分。
20世紀60年代，美國斯坦福大學心理學教授沃爾特·米歇爾（Walter Mischel）設計了一個著名的關於“延遲滿足”的實驗。研究人員找來數十名兒童，讓他們每個人單獨呆在一個隻有一張桌子和一把椅子的小房間裏，桌子上的托盤裏有這些兒童愛吃的東西——棉花糖、曲奇或是餅幹棒。研究人員告訴他們可以馬上吃掉棉花糖，或者等研究人員回來時再吃，還可以再得到一顆棉花糖作為獎勵。他們還可以按響桌子上的鈴，研究人員聽到鈴聲會馬上返回。 對這些孩子們來說，實驗的過程頗為難熬。有的孩子為了不去看那誘惑人的棉花糖而捂住眼睛或是背轉身體，還有一些孩子開始做一些小動作——踢桌子，拉自己的辮子，有的甚至用手去打棉花糖。結果，大多數的孩子堅持不到三分鍾就放棄了。“一些孩子甚至沒有按鈴就直接把糖吃掉了，另一些則盯著桌上的棉花糖，半分鍾後按了鈴”。大約三分之一的孩子成功延遲了自己對棉花糖的欲望，他們等到研究人員回來兌現了獎勵，差不多有15分鍾的時間。
米歇爾希望通過棉花糖實驗的研究測試孩子的自我控製能力，在米歇爾看來，這個棉花糖實驗對參加者的未來有很強的預測性。“如果有的孩子可以控製自己而得到更多的棉花糖，那麼他就可以去學習而不是看電視”，米歇爾說，“將來他也會積攢更多的錢來養老。他得到的不僅僅是棉花糖”。米歇爾通過給不同階層的孩子做同樣的實驗，他發現窮人家孩子的“延遲滿足”能力低於平均水平。“生長在貧苦家庭的孩子相對處理‘延遲滿足’的機會就少，這個實驗說明：那些能夠延遲滿足的孩子自我控製能力更強，他們能夠在沒有外界監督的情況下適當地控製、調節自己的行為，抑製衝動，抵製誘惑，堅持不懈地保證目標的實現”。
“寵愛放縱”是我們在教育孩子中經常被提及的反麵典型。而“寵愛放縱”實質上就是對應於“延遲滿足”的“即時滿足”。在《小偷回憶錄》“飛車黨” 一節中的成某說“我曉得我犯罪的最大原因是玩心太重，我沒有任何生活壓力，吃喝靠父母，花錢靠兩個姐姐。飯來張口，花錢伸手”。這種對孩子“即時滿足”的教育方式怎麼可能教育出有出息的人才呢？
錢鍾書先生在《圍城》中有這樣一段關於吃葡萄的文字，“有一堆葡萄，樂觀主義者，必是從最壞的一個葡萄開始吃，一直吃到最好的一個葡萄，把希望永遠留在前頭；悲觀主義則相反，越吃葡萄越壞，吃到絕望為止。” 其實，後一種人往往不能忍受延遲滿足，他們必須即刻體驗滿足和快樂，即使這樣做會透支未來。生活中，有人喜歡先做自己喜歡的事情，總把自己不喜歡的事情放到最後。這正如吃葡萄一樣，先揀好的吃，但是甜美的葡萄總是消失得那麼快，麵對剩下酸澀的果實，先前的美好轉眼間不知去向，麵對必須解決問題也沒了勇氣和動力。不僅因為前麵的“甜美”讓眼前的這堆更加無法下咽，而且再也沒有任何誘惑和獎勵值得期待了。這樣的生活方式不僅讓我們從快樂開始以痛苦結束，還會造成無盡的逃避和拖延。今天的甜葡萄吃完了，我們會找甜蘋果、甜菠蘿，甚至預支明天的或者討借別人的，總之不要去麵對殘局就好。
《小偷回憶錄》一書中 鄭XX自喻是“爛泥蘿卜”。（這是蘇北當地一句俗語。緊接在後麵還有一句是“洗一段吃一段”），意謂某個人對人生沒有要求，像踩西瓜皮那樣，滑到哪算哪。
“流浪的心”中的鄒ＸＸ就是一個典型。
她初中二年級沒有讀完，就不想讀了。１８歲時出去打工。每個月的報酬是１０００多塊錢。手裏有錢了，“我下班就出去玩，跟一起上班的同事和認識的同鄉姐妹去逛夜市、溜旱冰，到ＫＴＶ\t唱歌……我有錢就花，腦子裏沒有存錢的概念。這天我感覺肚子痛，想去買藥，到醫院打吊針，但身邊沒有錢。我說過我沒有存錢習慣，有錢就花。我看到有一款手機自己喜歡，就會毫不猶豫地買下來。我不想未來，不想個人問題，隻圖自己一時痛快。因此，我身邊基本沒有餘錢。家裏也不需要我寄錢。
“我跟網吧的老板娘借錢。老板娘很冷漠地說，你剛來這裏不能借錢給你。我看跟老板娘借錢沒轍，就不跟她打招呼，把網吧收銀台抽屜裏的錢和老板娘擱在吧台上的拎包裏的錢取走了，加起來一共２０００塊錢……”
“致命誘惑”中的郜ＸＸ生性懶散，結識了一幫酒友牌友舞友，成天不是打牌，就是到舞廳跳舞。他沾上毒品就是在舞廳。“你問我為什麼戒不掉吸毒的毛病？不是我不想戒，是身體和意誌控製不住。隻要沒有人強製監督，我就忍不住要吸。”他曾三次被抓進戒毒所和勞改農場強製戒毒，第四次就被抓進了這個刑事看守所。“這六七年，我大多時間都是在戒毒所、勞改農場和看守所度過的。隻有到了戒毒所和看守所我才能被迫停止吸毒，否則我無法控製自己。毒品對我的誘惑我無法抗拒。”
“老婆與酒”中的仲XX說他“煙也抽，但最離不開的是酒，要是一天不喝人就跟曬蔫的瓜秧子似的沒勁。每天有二兩白酒，我賽神仙了。關在這裏最大的痛苦是，不是想喝酒，就有酒喝的”。
一個隻要即時滿足“想抽就抽，想喝就喝”的46歲的男人。他的生存狀態怎麼可能得到提升呢？
很顯然，在盜竊犯罪中。大部分罪犯的犯罪動機為了金錢以及一些其他的有形資產，但同時他們可以由此而得到在主觀上、心理上或社會性的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