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中共中央一再督促，1938年4月下旬，項英才派粟裕率先遣支隊向蘇南後方出動。陳毅、張鼎丞率領的第一、第二支隊也在六七月間先後進入蘇南敵後，創立了以茅山為中心的抗日遊擊根據地，初步打開了江南敵後的抗戰局麵。
新四軍的戰績在全國是有影響的，但在抗戰新階段到來時，存在著兩個急需解決的問題：第一，項英對挺進敵後仍在猶豫遲疑，他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認識不足，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陰謀缺乏警惕。第二，在新四軍軍部內，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後來又擔任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的項英對軍長葉挺很不尊重，使葉挺感到難以工作。
為此，1939年春，中共中央書記處委托周恩來到新四軍去一次，說服項英聽從中央的統一指揮，與中央保持一致；同時，還要說服項英和葉挺搞好關係，更好地領導新四軍團結抗日。
2月23日，周恩來到達新四軍軍部的駐地安徽涇縣雲嶺。
因為此行的任務有些特殊，周恩來一到雲嶺就進行周密的調查研究，了解各種情況，以便有的放矢。他不但聽取新四軍領導人的彙報，還找軍部各部門座談，聽取各支隊負責人的意見，到附近的機關、醫院、抗大分校和連隊駐地了解部隊的學習、軍事訓練、生活等情況。
當時新四軍雖有一部已挺進蘇南，張雲逸又率一個特務營從皖南過江，但從整體來看，仍處於十分不利的態勢。新四軍的主力駐紮在皖南，而長江沿岸據點被日軍占領，軍部背後是第三戰區司令部駐地，左右兩側也有國民黨軍隊密集布防，可說是一麵臨敵、三麵受圍。它的活動區域被限製在東起蕪湖、宣城，西至青陽、大通鎮這個橫寬約100公裏、縱深不過50公裏的狹長條帶。在新的複雜局勢麵前，如有不測，幾乎沒有回旋的餘地。
針對這種情況，周恩來決定采取分析法，直接從正題出發，先講明形勢。周恩來在軍黨委會和幹部大會上分析了武漢失守後形勢變化的特點，明確地指出：
“今天新階段的中心問題是在敵人占領區，在中國的東部，在黃河以東、平漢路粵漢路以東的廣大地區。”
他強調這個地區在抗日戰爭中的極端重要性：“不僅僅是因為中國東部被敵人占領了，而且更主要的是，這是中國人口最多的地區，是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經濟發達、文化程度高的財富地區。”在這個有著舉足輕重意義的地區迅速開拓抗戰的新局麵，是新四軍的重大責任。他說：“我們要認識這個環境，這就是新四軍的環境。新四軍就處在敵人占領的中國東部。新四軍今天所處的客觀環境恰恰使得新四軍的地位更加提高，落在新四軍肩上的任務也就更加重要。”
有時候就是這樣，對方並不是不願接受正確的觀點，而是不知道它是正確的觀點，隻要通過分析讓對方明了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不正確的，自然溝通工作也就完成了。在這裏，正是周恩來的一通分析，讓大家豁然開朗。
接下來，周恩來又使用了激將法，來激勵大家的士氣。他鼓勵說：“越在困難的條件底下越能夠顯出我們的特長，越能夠鍛煉我們。我們不求在安逸的地區發展，因為安逸的地區誰也要來，誰也能夠存在。我們主要地要向困難的地區發展，因為困難危險，國民黨的許多部隊和工作人員克服不了，忍耐不了；而我們新四軍能吃苦耐勞，不怕困難。”
一番激勵，大家已經是摩拳擦掌、躍躍欲試了。於是，周恩來提出在敵後確定發展方向的三條原則：“一、哪個地方空虛，我們就向哪個地方發展；二、哪個地方危險，我們就到哪個地方去創造新的活動地區；三、哪個地方隻有敵人偽軍，友黨友軍較不注意沒有去活動，我們就向哪裏發展。這樣可以減少摩擦，利於抗戰。”
他肯定地說：“根據過去三年遊擊戰爭的經驗，我們認為，現在在跟民族敵人作鬥爭的時候，大江南北遊擊根據地的創造是完全可能的。”
至於作戰方針，他肯定地指出：“遊擊戰仍是我們新四軍主要的作戰方針。我們要適合所處地區的特點，對遊擊戰術有新的發展，新的研究，新的發揚。我們的遊擊戰術應不同於華北，也不能隻運用過去三年遊擊戰的經驗，應該更加靈活、更加機動、更加出沒無常、更加變化無窮。”他要求重視戰鬥動作的教育，特別是夜戰、白刃戰。要學習跳躍、遊泳，這是打遊擊戰特別要學會的；並且要以政治工作保證建軍工作的完成，鞏固黨在新四軍的領導，保持並發揚過去的優良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