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新四軍今後的活動方針，周恩來經過反複研究明確地概括成三句話：“向北發展，向東作戰，鞏固現在陣地。”
周恩來從分析形勢入手，一步一步深入到新四軍幹部群眾的心裏，很快抓住了新四軍廣大幹部群眾的心，得到新四軍廣大幹部的讚同，項英表麵上也沒有反對。
周恩來到新四軍的另一個任務，是要說服項英和葉挺改善關係。
葉挺自任軍長以後，為籌建和壯大新四軍而奔忙，為新四軍的發展壯大嘔心瀝血，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作為新四軍副軍長、中央軍委新四軍分委書記、東南局書記的項英卻沒有能尊重和團結葉挺軍長。項英思想作風、工作作風的某些弱點，尤其是他對中央方針的態度，形成了他同葉挺之間的矛盾。
項、葉矛盾主要表現在對待新四軍的發展方針上。葉挺堅決支持陳毅等人的意見，主張無條件地執行中央的正確方針，向敵後挺進，建立抗日根據地，開展遊擊戰爭，而項英對執行中央的方針始終猶豫不決，對挺進敵後持消極態度。
1938年4月，蔣介石命令新四軍集中出南陵，依大茅山脈向蕪湖、宣城一帶行動。項英認為，這是蔣介石借刀殺人，不應執行，而葉挺認為可行。
4月18日，項英致電毛澤東、王明、周恩來，想撇開葉挺而由他自己同蔣介石打交道。他說，同蔣介石交涉，由葉挺辦，不能解決問題。“蔣壓迫葉，不能反抗。應由黨負責直接交涉四軍。因黨不出麵，以間接方式解決，使問題越弄越棘手，我又不能出麵談判。”
毛澤東卻同意葉挺的意見，批示：不妨出南陵。
項、葉矛盾的另一個突出的問題是團結問題。新四軍來自8個省13個地區，從延安連續派來了幾批幹部，葉挺也帶來了一批幹部，大家的經曆不同、出身不同，因而不免會產生一些矛盾和隔閡，因此，做好各方麵的團結工作是當時十分迫切而重要的任務。而怎樣團結和尊重葉挺，則是團結全軍上下共同奮鬥的關鍵。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在1938年5月4日給項英的電報中早已打了招呼，特別囑咐他與葉挺搞好關係。
對毛澤東的勸告，項英並沒有聽進去，因而他同葉挺的關係也沒有多少改善，他對葉挺采取宗派主義的態度，連中共中央一些重要指示也不向葉挺傳達，使葉挺未能真正發揮軍長的作用。
對於葉挺的某些生活作風，項英也看不慣，嫌他“洋”。工人出身的項英是一個原則性很強但缺乏靈活性的領導人，他比較艱苦樸素，對自己要求也比較嚴格。但葉挺在海外逗留過，穿著比較講究些，工作之餘也有自己的愛好，喜歡照相，常常帶根“司的克”（手杖），等等。對於這些無關大局的生活瑣事，項英則過於苛求和指責，使葉挺無所適從。
在這樣的情況下，葉挺於1938年12月從浙江金華出發，繞道香港到重慶，向周恩來彙報新四軍的情況和自己的處境，要求調動工作。
葉挺對中國共產黨是有很深的感情的，他的辭職是不得已的舉動。但他的辭職在國民黨方麵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蔣介石便說，連葉挺都不能與你們合作，將無人與你們合作。
周恩來充分認識到這些，他對葉挺說：“你離開新四軍會給新四軍造成不良影響，蔣介石很可能采取兩種辦法：一是另派更難相處的軍長，二是改新四軍為遊擊隊，減少軍款2萬元。無論哪一種都對新四軍不利。所以希望你以大局為重。另外，我會向中央說明情況，采取適當的措施保證你以後在新四軍的工作能有效進行；同時，我們還會做項英的工作。”
周恩來說到做到，他馬上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提議“葉挺仍回新四軍”。
解決的原則是：“共產黨的領導必須確定，工作關係必須改變，新四軍委員會可以葉正項副，項實際為政委。”
1月10日，中共中央複電，同意周恩來提出的各項意見，並說：“應尊重葉之地位與職權，我們提議，項多注意四軍總的領導及東南局工作，而將軍事指揮與軍事工作多交葉辦。”
周恩來的話語誠懇、入情入理；周恩來的行動，迅速、恰到好處。
巧妙的說服加上適當的措施，使溝通的效果更加明顯，也更加鞏固，葉挺不好再推托了。
但是，周恩來知道，項英和葉挺之間，矛盾的主要方麵不在葉挺，而在項英，所以要搞好他們之間的團結，關鍵要做好項英的工作。
1939年2月，周恩來陪同葉挺回到新四軍軍部，向軍部領導幹部傳達了中共中央關於葉挺工作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