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有這種心境，並懷著這種心境做事縱然是一件小事，也是不平凡的，因為它飽含著對國家、民族的愛，對人生的至誠。
科學研究就是生命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句話振聾發聵，我們誰也不敢忘記這句話，清華人更不敢忘記正因為在這方麵的落後，我們的國家在過去一直受困挨打。今天我們要用科學來實現我們的強國願望，清華當然是第一線上的排頭兵。
清華改大學是在“科學與玄學”論戰之後，科學優勢上揚。清華國學院一建立，主任吳宓就宣稱本院與其他大學不同處在於重視“科學方法”（參見吳宓在國學院開學日的講話），四大導師梁、王、陳、趙及吳宓、李濟的研究成果證明此言不虛。梅貽琦到任後，辦校重自由更重“科學家的眼光和態度”，強調理性和紀律，主張一切以事實為出發點。這種科學精神不僅貫徹於理工科建設而且旁及人文學科。馮友蘭說清華文科的共同風格是追求“所以然”、“比較有科學精神”。解放後，清華校長明確提出繼承發揚嚴謹、科學的傳統，並且在廣度和深度上大大超越從前。蔣南翔在1958年“大躍進”以及“文革”中多次堅持實事求是原則，表現出非凡的勇氣，對整個清華的幹部、教師隊伍有深刻影響，對發展清華的科學傳統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注重科學的精神，是清華人治學的原則。忠於科學，熱愛科學，才能求得科學的真諦，清華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忘記自己的責任，不敢忘記自己的追求。
在“文化大革命”那個是非顛倒的年代裏，清華教授錢偉長雖然提出“謹小慎微，防備有小辮子”，他還是被抓住了小辮子，並且戴上了一頂頂“大帽子”。他提出的保護科學家的意見被認為是很惡毒地企圖造成一種印象，我們國家的科學家受到威脅，或者迫害，需要加以保護。“老清華”一席談話，使錢偉長被扣上“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挑撥黨和高級知識分子的關係，反對社會主義的教育方針和製度，否定教學改革的成績，提倡資本主義製度，張羅聯盟在科學界的掮客”等大帽子，被劃為右派遭到嚴厲批判這些無中生有的事，使我們的科學家不得不離開科學的前沿陣地。錢偉長的一切社會職務被撤銷，雖然保留了一個教授頭銜，實際上他人事教育和科研的權利被剝奪了。他那雙曾經參與過多少飛機、火箭、衛星上天工作的雙手，將隻能揮動掃帚和托把；舉世聞名的科學家的生命要在日得一日地掃打衛生、清除而所的雜務中流逝。雖然他所寫的《應用數學》一書出版社決定不予出版，卻還要他賠“毀版費”，但錢偉長仍以“科學研究是科學家的真正生命，放棄了科研，科學家的生命就停止了”為信條，為報效國家與人民，以加倍的努力從事科研活動。他寫出了大量論文，其中《關於彈性力學廣義變分原理及其在板殼問題上的應用》一文，將彈性力學中有關變分原理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這是一項足以為國爭光的重要成果。遺憾的是，1964年，當錢偉長將這篇論文投寄《力學學報》時，卻因眾所周知的原因被退稿了。四年之後，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鷲津久一郎在他所著《彈性力學及塑性力學中的變分法》一節中，提出了與錢偉長相同的觀點，為國際所承認。本來就該歸於中國人錢偉長的榮譽，卻屬於鷲津久一郎了。
陳景潤為解決《哥德巴赫猜想》這一枯燥的數學論斷，在各方麵外在條件都遠遠不具備的條件下，就憑著手寫心算的最原始的操作工具，硬是解決了這一世界級的數學難題。當時的陳景潤確實已到了“食不知味”的投入地步，由於熱愛，由於濃烈的數學芳香引誘他忘記了一切外在的事物：捧著書撞在樹上；不吃飯也不知饑餓為何物；鬥室之中，演算草紙雜亂鋪陳，幾無下腳之地；與人交談，呐呐而不知所雲，神情恍惚，已進入“病態”境界。但，實實在在那不是病，那是由於熱愛而過分投入的狀態。可見要知道在那種現實的條件下，陳景潤沒有那種由於愛而深深投入的狀態，恐怕現在數學界還不知有多常委會在攻堅不已呢！
熱愛事業，熱愛自己所從事的工作，樂此不疲，樂在其中，有些做領導工作的人被下屬戲稱為“工作狂”，那份對工作的熱愛之情就可見一斑了。但是也正因此多數人可以做出成就。因為“熱愛”作為一種無可替代的內在驅動力是比任何優越的外部條件和外在驅動力更為強大、更為可靠、更為積極的力量。
也正因為熱愛，他們才不怕艱難困苦，勇於探索，敢於拚搏，才能摘下科學王冠上的明珠。
不求聞達於世的實幹精神
為人者，要有不為名利的恬淡心境；為學者，更要有不求聞達的瀟灑情趣。讀書而寄興於吟詠風雅，定不深心；著書而留意於名譽事功，必無實詣。學者要有踏實苦幹的精神，才能在學術上有所建樹。
30年代，朱自清把清華精神歸結為“實幹”二字。
畢業多年的清華學子談起對清華精神的感受時說：“從學校裏的生活、訓練到社會上的作風、操守，清結人所執的是民主、自由、進步、實幹、獨立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