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是南北朝時鮮卑族建立的政權，統治我國北方的廣大地區，與長江以南的南朝隔江對峙。北魏拓拔鮮卑統治者為了爭得群眾的擁護，不顧政治腐敗、經濟凋敝的時局，卻大肆振興佛教。文成帝和平元年（公元460年）在當時的都城大同之南開山鑿窟，曆時三十年修成了靈岩寺石窟即雲岡石窟。宣武帝景明元年（公元500年）又下詔在當時的都城洛陽南山修造佛窟三所，曆時二十年用工八十多萬，建成了龍門石窟。另外，甘肅境內著名的麥積山石窟，也開鑿於北魏景明年間。北魏末期胡太後臨朝執政，更加變本加厲地提倡佛教，大興寺廟建築，僅洛陽的佛寺就有五百多所。這樣就使洛陽教派眾多，西來僧侶也帶來許多新說，以致各派都以正統自居，爭論不休。為了找到統一各派的正統，也為了向西域各國顯示胡太後母儀天下的聲威和德政，就選派了宋雲、惠生等前往天竺求取真經。行前“胡太後敕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錦香袋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向沿途各地贈送，並且還帶上了胡太後給各國的公文、詔書。這就使宋雲的求法活動，帶上了朝廷使者的政治色彩。
盡管如此，宋雲的西域之旅也並不輕鬆。他同樣要涉流沙、迎風暴，“路中甚寒，多饒風雪，飛沙走礫，舉目皆滿。”也是吃盡了苦頭，才來到鄯善國的。
他從塔裏木河尾閭的羅布泊，到和田河的源流玉龍喀什河、喀拉喀什河，對沿途情況作了仔細地考察。在且末城郊，看到“土地無雨，決水種麥，不知用牛，末耜而田。”而且末城內則“花果似洛陽，惟土屋平頭為異也。”這裏很少有雨，所以“決水種麥”，且造泥土屋、平屋頂也不怕雨淋。佛寺中的佛和菩薩，“乃無胡貌”，訪問故老，說是中原呂光征西域時所造。且末不遠是捍麽城（今策勒縣境），城南大寺有金像一軀，“儀容超絕，相好柄然，麵恒東立，不肯西顧”。當地父老對宋雲說：“此像是從南方騰空而來，於闐國王親來禮拜，然後將像運至國中，途中夜宿時，金像忽然不見了，派人尋找，金像仍回原處，所以就在這裏起塔造寺，灑掃供養。人若某處患病，就用金箔貼在佛像相應位置上，就會痊愈。”
後人在此像旁造的佛像和佛塔多至數千，敬獻的彩幡也可萬計。魏國時的彩幡占半數以上，幡上用隸書寫著太和十九年、景明二年、延昌二年等，可見三國時中原漢人在塔裏木盆地的活動是很頻繁的。
宋雲一行在於闐國受到國王的接見，“王頭著金冠似雞幘，頭後垂二尺生絹，廣五寸以為飾。威儀有鼓角金鉦，弓箭一具，戟二枝，槊五張。左右帶刀不過百人”。
自於闐國又至葉爾羌河上遊的朱駒波國（即子合國，今葉城縣一帶），該國“人民山居，五穀甚豐，食則麵麥，不立屠煞。”這裏的人不食肉，風俗語言與於闐相似，文字則使用印度波羅蜜文。
在翻越蔥嶺時，宋雲一行首先來到高山王國漢盤陀國（即渴盤陀國，今塔什庫爾幹）。“自發蔥嶺，步步漸高”，“漢盤陀國正在山頂。”城東有孟津河（即今塔什庫爾幹河，葉爾羌河之一源流），東北流向疏勒國境內。“蔥嶺高峻，不生草木。是時八月，天氣已冷，北風驅雁，飛雪千裏。”宋雲也記載了蔥嶺上的毒龍池，印證了法顯的相同記載。“山中有池，毒龍居之。”法顯、宋雲所記毒龍係為傳說，但他們描述蔥嶺獨特的自然風光，卻是一致的和真實的。
宋雲自公元518年冬季自京師出發，走了整整一年，於公元5 19年冬季終於到達印度、巴基斯坦一帶的古天竺諸國。
宋雲、惠生一行在天竺諸國遊學五年，於公元522年返回洛陽，各撰“行記”一部，留下了古代塔裏木河流域及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帶曆史文化的寶貴資料。
宋雲之後，以“唐僧取經”著稱的，是河南人玄奘法師。
此後，西行取經求法或出任使者而著述西域者源源不斷，紛至遝來。著名的有新羅（朝鮮古國）人慧超著《往五天竺國傳》、陝西人悟空著《悟空人竺記》、《通典》作者杜佑族子杜環著《杜環經行記》、河北滄州人賈耽著《賈耽四道記》、河南人高居誨著《高居誨使於闐記》、河北大名人王廷德著《西州使程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