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顯俗姓龔，平陽郡（今山西臨汾一帶）人。他三歲時被度為沙彌，到20歲受大戒，後學經於長安。他博覽群書，對佛教誌誠行篤，但學之愈深，就愈發現佛教經律互相矛盾，佛教僧人各行其事。這對獻身佛法的法顯來說，是不能容忍的。他決心到佛教發源地去尋求真諦，以挽救佛教在中原的危機。
後秦姚興弘始二年（公元400年），法顯與慧景等從長安出發，翻越祁連山，由張掖西行。法顯離開長安次年（公元401年），鳩摩羅什就被迎往長安。法顯行至河西走廊之前，與羈留在涼州（今武威）的鳩摩羅什交臂而過。
法顯一行經張掖到敦煌，從敦煌出陽關以後，就踏上了通往羅布泊的大沙漠。這被稱為流沙河的廣袤沙漠，一旦刮起風來，漫天黃沙飛舞，煙雲四合，狂風的呼嘯之聲如地動山搖。最難以應付的是沙漠中日夜間的溫差，白天熱風酷日，令人昏迷；夜晚氣溫驟降，寒冷難耐。天上沒有飛鳥，地上不見野獸，極目四望，盡是漫漫黃沙，常常迷路。沿途的死人枯骨和牛馬骨架就成了引路的標誌。
這樣的沙漠地帶約一千五百裏，行走了十七天，才到達羅布泊附近的鄯善國。法顯看到這裏的土地崎嶇而貧瘠。人們的穿著大致與漢地相似，不同的是這裏多以毛氈做衣服。“其國王奉法，有四千餘僧，悉小乘學，諸國俗人及沙門盡行天竺法。從此西行，所經諸國，類皆如是，唯國國胡語不同。然出家人皆習天竺書、天竺語。”
在鄯善國住了一個月，法顯一行沿塔裏木河西北行走了十五天，到達烏夷國（今焉耆）。因該國人“不修禮儀，遇客甚薄”，如繼續西行缺少應有物資保障，與法顯同行的幾位僧人就返向高昌國（今吐魯番），欲求行資。法顯等少數人則一直往西南行進。
在塔克拉瑪幹沙漠腹地艱難跋涉，“路中無居民，涉行艱難，所經之苦，人理莫比”，最後沿著和田河道穿越沙漠，到達於闐國時，已在沙漠中走了三十五天。
於闐是西域大國，其景況與沿途小國已不可同日而語了。土地肥沃，物產豐饒，人民富足。舉國奉佛，僧眾人數可達數萬，皆大乘學。這裏的人民居住處，家家門前都修築了佛塔，還有僧房，提供過往僧人休息，法顯等人就住在居民提供的僧房裏。
在和田河源流一帶的豐饒之地，法顯參觀了三千僧人“共犍槌食”、“威儀齊肅”的瞿摩帝佛寺，和“佛堂莊嚴妙好，梁柱戶扇窗牖皆以金薄”、裝飾富麗堂皇的王新寺，還特意在該國久居三個月，一直等到觀看了一年一度盛大的行像節儀式後，才離開於闐國，經葉爾羌河上遊的子合國（今葉城地區），開始翻越蔥嶺。
在帕米爾高原今塔什庫爾幹一帶，葉爾羌河源流地區，法顯還參加了該地僧人五年一次的大法會，雖山地嚴寒，但法會舉行得非常隆重。之後開始了雪山危途之行。“蔥嶺冬夏有雪，又有毒龍，若失其意，則吐毒風，雨雪，飛砂礫石，遇此難者，萬無一全。彼土人人即名為雪山人也。”看來法顯一行沒有遇上此難，但攀行的道路也決不輕鬆，“其道艱阻，崖岸瞼絕，其山堆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曆經千難萬險，法顯等人終於越過蔥嶺，到達新頭河——印度河上遊地帶。
法顯在印度、巴基斯坦參觀學習，苦讀經卷，經遊路線主要是印度河上遊、喀布爾河下遊、朱木那河上遊和恒河下遊一帶。
數年後他從恒河口乘船南下，遊學於師子國（今斯裏蘭卡）。在這裏停留了兩年，有一天在遊覽一座寺院時，看到一件供奉在佛像前的中國南方出產的白絹扇，“不覺淒然淚下滿目”，引起他思鄉的情懷，於是決計歸國。他乘船渡印度河，繞蘇門答臘經南海，在青島登路，於東晉義熙九年（公元413年）赴建康（南京）定居。從長安西行至在南京開始譯經著作，前後經過了十五年。很快法顯就寫出了《法顯傳》，又稱《佛國記》，這部旅行紀因記載了許多佛事、佛跡，所以被列入佛典。法顯作為一個佛學家、遊行家、探險家、著作家，為後世舍身西行的取經求法者，樹立了一個榜樣。北魏時宋雲的西行，卻是另一派風光，不同於先行的朱士行、法顯，也不同於後來者玄奘、慧超。他雖然不是朝廷使者，卻有著官派的性質和不同尋常的背景。
宋雲是敦煌人，在北魏明帝時就擔任過僧官僧都統。宋雲遠行天竺，與北魏當時的社會風尚有直接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