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棉一廠的前身是山東首家民族資本紗廠魯豐紗廠，它開啟了山東近代紡織業的曆史。清末民初，山東手工織布業已普遍使用機製洋紗織布。由於棉紗旺銷，獲利豐厚，吸引了實業家們投資建廠。1915年，在原山東實業司司長潘複的倡議下，由山東巡按使蔡儒楷、泰武將軍靳雲鵬等人開始籌辦紗廠，通令全省107縣募股集資，就連張勳、曹琨、黎元洪和張作霖等北洋政府的大人物都有該廠的股份。1919年9月，魯豐紗廠建成投產。
20世紀30年代初，這裏擁有工人一千九百人，屬濟南最大的工廠。
該廠大股東多是軍政界人士，不諳商道，廠子後來搞得一塌糊塗，賠得不行。
潘複便叫曾經和他一同開辦豐大銀行的莊樂峰的兒子莊雲九當經理。這位大少爺什麼事都不懂，廠裏的事下麵一報，由他簽字蓋章背黑鍋當替罪羊。
後來股東們要和莊樂峰、莊雲九打官司，結果害得莊樂峰拿出十幾萬來擺平方才了事。靠最初的集資款經營了二十年後，廠子最終難以為繼，遂於1936年2月9日宣告破產。失業工人不斷到省政府請願，韓複榘為避免鬧事，便向時任成通紡織公司的老板苗杏村建議其承租魯豐紗廠。
早在1927年，富有戰略眼光的苗家看到現代紡織業的發展契機，將目光從糧棧交易轉向紡織業。他們以同聚長糧棧的名義在津浦鐵路以西，新引河（工商河）以東購置了92.8畝土地，為辦紗廠創造必要條件。1932年春，苗星垣的弟弟苗海南從英國曼徹斯特皇家第六紡織學院留學深造歸來。苗星垣見時機已到，遂聯合苗杏村聯絡了五十餘人，發起成立成通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苗杏村任董事長兼總經理，苗星垣、苗蘭亭等任常務董事。時年二十八歲的苗海南任經理兼總工程師。次年5月，成通紗廠建成投產，並很快發展壯大起來。
1937年，苗杏村購買了魯豐紗廠的全部固定資產，成為苗家的獨資紗廠，改名成大紗廠，苗杏村任董事長，苗蘭亭任經理。1937年日軍侵入濟南後，對成大紗廠實行了軍管。苗杏村積憤成疾，於1941年12月14日在濟南病故。他的葬禮異常隆重，送葬的隊伍從十二馬路一直排到緯二路，送花圈者包括汪精衛和陳公博等有影響的人物。1942年3月，在日軍的威逼利誘下，廠子實行“中日合辦”。我住廠裏時，這裏還保留著部分日本人建的老房子，廠區東北、西北兩個角上各有一尖頂崗樓，是日本人占領時留下的遺跡。早期廠辦幼兒園也是座東洋樓房，有回廊和木樓梯。被廠裏人稱為“小樓院”的院子裏，別墅式的洋樓上有穹頂，紅瓦覆蓋，假山上立著日式的亭榭，這便是早年“廠級幹部”的寓所，解放後成了廠醫院。
我家剛搬來時住在廠區西北邊的四宿舍，北麵距小清河僅二三百米。一間十四平方米的平房，開始我家四口人住，後來添了小弟，全家五口擠在一起，東西雖不多，但房間畢竟太小，兩張床就塞得滿滿當當。到了晚上，我們全部上床後，從鄉下回來的父親才將家裏最值錢的永久牌自行車從院子裏搬進來，塞到兩床之間，關上屋門，便水泄不通。房子北麵有扇窗戶，直衝小清河，每至嚴冬，寒風順著窗縫往屋裏鑽。我們隻好每到冬季用土坯將北窗封死，來年春天再扒開。我和父親還學著脫土坯，在門前空地上蓋了一座小夥房，房頂因陋就簡，三根朝陽花（即向日葵）稈捆到一起頂一根檁條，油氈紙覆頂，為防大風刮走頂子，上麵再用一塊塊磚頭壓著。因房前當時有大片的空地，還有一片水塘，包括我家在內幾乎所有人家都種些扁豆、絲瓜、茄子、辣椒等好成活的作物，當然少不了生存能力很強的朝陽花。很多人家裏還養些雞鴨貓狗，雞鳴狗吠，好不熱鬧。
後來我家又搬過幾次，都是平房，周圍也無一例外的全是一片片藕池。朱自清《荷塘月色》中所描繪的景致對我來說司空見慣，沒覺得稀奇。倒是夜晚清冷的月光灑在藕池上，微風伴著荷葉弄影，發出嗦嗦的響，打破了靜靜的夜空。尤其夏夜，池塘中的陣陣蛙鳴，與岸上一棵棵粗大的柳樹上的梢雀（知了）沒完沒了的叫聲，彌補了夜的孤寂。到了冬日，池塘上結著厚薄不均的冰，殘荷的枯枝伸在冰上，倒映在冰麵上仿佛是抽象的畫。我們這些孩子們最願意到冰上玩，踩在上麵“咯吱咯吱”響，驚險，刺激，好玩。幸運的話，砸開冰層，用笤籬撈些小河蝦回家，和上些麵糊用油一煎，很是解饞。
我上學也自然由南關營盤街小學轉到廠子弟小學。那時已“複課鬧革命”，但學些什麼大都忘記了，隻記得教美術的王老師是個幹瘦的老頭，有些駝背，一臉的嚴肅，講課前總將畫著粉筆畫的小黑板背衝著我們，好奇的同學總要扭著身子看看這堂課到底畫什麼，也總會遭到他的嗬斥。翻過黑板來，上麵無怪乎大煙囪、廠房、鐮刀、錘子和麥穗之類，總令我們大失所望，提不起精神。教語文的老師也姓王，分頭梳得幹淨，聲音渾厚，普通話十分標準。那時開始學黃帥，我們鬧得課堂亂哄哄的，老師講不下課去。他有一招兒，給我們朗讀反映赤腳醫生的長篇小說《紅雨》，學生們總算能堅持到下課的鈴聲響起。要說讓學生們“折騰”得最慘的是教英語的張老師。他自學英語，有些文弱，當我們的班主任，並將我們帶入“戴帽中學”讀初中。為響應毛主席“學生既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的號召，我們赴長清縣許寺公社藤屯大隊學農一個多月。開始時張老師與學生住在一起，一到晚上有些調皮的學生搞惡作劇，他一會兒進門時被半掩的門上暗藏的水桶砸著，一會兒又被學生裝狗叫嚇著。他終於病了，回到城裏。
放學以後或寒暑假中，則是孩子們最快樂的時光。那時大人們常常加班，參加這運動、那學習，孩子們大多沒有人管，放任自流。我們玩耍的區域比起今天孩子玩的地方要大得多，有時想起來還有些後怕。玩近的，過津浦鐵路爬鳳凰山和標山，那時還不知這兩座山都屬“齊煙九點”，隻覺鳳凰山不高，由一塊塊“地瓜石”組成，山上光禿禿的。高一些的標山上有一對石亭，平添了幾分雅致。玩遠的，去北邊的新城、五柳閘，即舊時的山東機器局，後來的山東化工廠一帶。再遠就是順著鐵路北行到濼口，與小夥伴們雙腳踩在鐵道的鋼軌上前行，看誰在上麵走得遠而不掉下來。後來看到詩人臧克家有篇回憶文章，寫到當年他與李廣田、鄧廣銘在北園的鐵道上也有類似的經曆，可見童心的相似與相通。我們到黃河岸邊或到二道壩旁的沉沙池，人家都下去劈波斬浪了，我膽小，又沒人教，至今仍是“旱鴨子”。
當時孩子們的讀物和玩具匱乏，我算是同學中“小人書”最多的，但看完了也就不願再翻。再說那時“小人書”的題材也很單調，如《一塊銀元》、《孔老二罪惡的一生》等等。於是自己找樂，收藏煙紙（現在美其名曰煙標）、糖紙，彈琉璃球，打彈弓，打尜，抽“懶老婆”（陀螺），投“皇上”（如今天的保齡球，隻不過投的目標和擲的武器都是磚頭），“騎毛驢”（人騎人），頂拐，還有就是“抓特務”，其實就是捉迷藏，那時候以“階級鬥爭”為綱嘛。
女孩子則喜歡跳房、跳皮筋、翻扁擔（翻繩遊戲）、拾子，文雅多了。
孩子們最愛的還是聽廣播，看電影。每到固定的時間，我便守在家中那台“飛樂”牌七隻電子管的收音機旁，打開後要預熱一會兒才有聲音。
先是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曹燦播講的中篇小說《向陽院的故事》，隻記得裏麵有個壞人是刻桃核玩具的，用此欺騙紅領巾。後來聽山東台薜中銳播講的長篇小說《漁島怒潮》和《大刀記》。前者是解放戰爭中抓國民黨特務的故事，後者是抗戰題材。
我的家門口，就是一處操場，露天電影就在此放映，自然是不定期的。看到廠裏貼出電影放映告示後，晚飯快吃兩口，早去占地方，晚了就會被擠到後麵或銀幕背後。操場上沒有座位，自帶馬紮、杌子，要麼就地取材，搬塊石頭或磚頭坐。去晚了的小孩隻好站在大人的自行車座上，或是爬到樹杈上。播放正片前，常常加映《新聞簡報》或科教片。《新聞簡報》的內容大都是黨和國家領導人會見外賓和工農業生產新成就等。影片中看得最多的是《地道戰》、《地雷戰》和《南征北戰》，如能看上《列寧在十月》、《列寧在一九一八》和《地下遊擊戰》就算開了洋葷。當時，學生們中間用這樣的順口溜來總結當時影壇的特色：中國電影“新聞簡報”，越南電影“飛機大炮”，朝鮮電影“哭哭笑笑”，阿爾巴尼亞電影“蛐蛐口哨”，蘇聯電影“摟摟抱抱”。
當時看電視簡直是件奢侈的事情。記得上世紀70年代初，廠部裏有一台九寸的黑白電視，每晚有百十人圍在一起觀看，平時電視放在木匣子裏鎖著，每晚管鑰匙的叔叔很神氣地打開匣子後接上電源。播放的內容記得是抗美援越的新聞片。信號很差，經常一閃一閃的，畫麵晃悠，去晚了的，坐在後麵什麼也看不清，隻有喇叭裏傳出聲音有些失真的解說。
那時生活清貧，但鄰裏之間相處得很好。我家東臨孫叔叔家有個從老家文登來的爺爺，白胡子茬，平時在家砸砸石子，給家裏賺點零花錢。他的手指上雖用膠皮套保護，但仍是青一塊紫一塊。他砸石子時我特別願意蹲下來看，他總是警告我離遠點，別讓碎石傷著眼睛。
西鄰徐大爺家有四個男孩，哥兒幾個也自然成了不同年齡段的孩子頭。一天，大哥神秘地把我和夥伴們叫到他家，關上門，搬出了不知從哪兒弄來的老留聲機，搖緊了弦，老膠木唱片一轉，便響起“洪湖水浪打浪”的歌聲，好聽極了。但他神秘地警告我，出去別對外人講，這是毒草。此後很長時間我百思不得其解。他們家人口多，生活困難，徐大娘從家屬小工廠下班回到家裏還要糊火柴盒，好像十個盒子才賣一分錢。偶爾蒸一回白饃饃，被徐大爺用竹籃吊在屋檁條上，一防老鼠，二防不到飯時就全被哥兒幾個吃光。但隻要我們鄰居家的小孩子去了，大娘大爺會掰塊饃饃給我們吃。
隔一個門的張大娘熱情、開朗，還極幽默，常給小孩講些笑話。我的小弟就曾寄托在她家很長一段時間。她家有兩個大姐姐，長得都很漂亮。大姐文靜，穿著樸素，很招鄰居們喜愛。二姐外向活潑，卻很愛打扮，愛穿件大紅毛衣和接了褲角的“雞腿褲”，在當時也算“前衛”和“另類”了，常常會遭到人們的白眼。
那時不管誰家買來蜂窩煤、大白菜，鄰居家的大人孩子都會幫著往屋裏搬。誰家一來了客人，都要到鄰居家去借凳子，甚至是吃飯用的碗筷。那時出門不遠的話，家裏都不鎖門，給鄰居說一聲，照料得一點不差。
1979年，我家搬到了上新街，與濟南道院舊址為鄰。沒過幾年，國棉一廠的經營規模大幅萎縮，藕池也大部分填平蓋上了房子。北園路兩側的藕池上建起了諸多的大型商業建築，北園似乎一夜之間成了一座新城，我卻懷念起朱自清來。
河濼碼頭
黃河從濟南以北穿過，小清河又發源於城內，兩河水域推動著城市的發展進程，使濟南成為水陸交彙的大碼頭。
濼水最初由華不注山東南注入濟水河道，濼口由此而得名。春秋時“公會齊侯於濼”的地方——“濼上台”就在濼口，清時遺址尚存。早在漢代，濼口就是濟水沿岸的重要碼頭。
因黃河含有大量泥沙，下遊淤塞嚴重，曆史上黃河下遊大改道有二十六次之多。唐朝時，黃河下遊浸淤，發源於河南濟源的濟水在東平以西湮沒，東平以東的濟水改稱清河。濼口遂成為清河畔的重鎮。北宋熙寧十年（1077），黃河一度奪清河東阿至濟南曆城河段，在曆城東北脫離濟水故道，東北流經利津入海，濼口從此成了黃河岸邊的要塞。
為解除清河北移後濟水下遊故道年久失修、洪澇災害頻繁和交通不便之患，金天會八年至十五年（1130-1137），北齊劉豫在華山山陰築下濼堰，將濼水導入濟水故道，取名小清河，將原來的清河稱為大清河。元代郭守敬疏浚京杭大運河之後，穿行山東一段的運河稱為“魯運河”。運河與黃河（大清河）在東昌（今聊城）、德州交彙後，水路至濼口十分便捷，濼口因此占據三河交彙之勢而發展成為繁華碼頭。
魯北渤海灘塗盛產食鹽，通往大海的小清河遂成為鹽運水道，時稱“小鹽河”，濟南遂成為鹽運大碼頭。當時，泰安、東昌、兗州、沂州、曹州等地所用的食鹽，都由濼口轉運，木材、藥材、毛皮等貨物也在這裏集散。每年春夏之交，海魚、海蝦和海蟹等海鮮也從渤海灣畔經小清河運抵濼口，使濟南人嚐到了海鮮的美味。清代詩人王初桐的詩《濼水》中吟誦道：“濼口腥風四月天，海鮮新到利津船。東人最重溥河鯽，販進城來更值錢。”1904年，為補充水源以利通航，在濟南西北的玉符河東堤建睦裏閘，引玉符河水東流入小清河，使小清河西延至睦裏閘，形成後來全長二百四十餘公裏的完整水係。1902年，山東巡撫周馥為了調查了解山東發展的情況，從濟南乘坐小船順小清河到了入海口羊角溝，然後去煙台和青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