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耕山莊在千佛山西南麓，開工建設時間較齊魯賓館老樓晚幾年，但開業時間差不多。這家具有簡約風格的園林式建築，隨形就勢，巧妙布局，低層的房舍掩映在青翠之中，與周圍景致渾然天成，將“山莊”的文章做足。難能可貴的是，山莊大打濟南文化牌，並扛起“大舜”的旗幟。前廳入口處的親水景觀采用龍山文化的典型器物陶鬶，為黑陶藝術家仇誌海所創作。
大廳內的彩色壁畫《舜耕曆山圖》，為後來任山東工藝美術學院院長的張一民的作品，高3.9米，長31.6米，概括地描繪了大舜的一生，為當時濟南最大室內壁畫。四季廳內曲橋流水，半壁亭台，構思巧妙。牆壁上那幅巨大的折扇半徑達三米，係濟南最大折扇，上麵書寫的是相傳為大舜所作的《南風歌》，為趙樸初手跡。大小宴會廳的各個堂號則分別由啟功、劉開渠、胡絜青、黑伯龍、歐陽中石等藝術家題寫。
濟南是舜的故鄉，有許多舜的傳說遺跡。但在舜耕山莊建起來之前，人們似乎把他忘記了，而正是舜耕山莊出現後，與舜相關的街道、建築、樓盤、商號遍地開花。
帝王那些事
濟南沒有做過都城，皇帝行列中的濟南人也僅有頗具爭議的王莽一位。濟南與皇帝有關的那些事曾經鮮為人知。
20世紀20年代，康有為來濟南時專程到華不注遊曆，他認為其突起於平原，是泰山支脈終結之處，屬於風水寶地，最適宜人的居住。他在《新濟南記》（康有為《萬木草堂遺稿外編》）中從交通、住宅、市容、學校、公園等多方麵，提出建設新濟南的方略，認為“誠宜移都於華不注前”，相信“不十年，新濟南必雄冠中國都會”。他的設想自然沒有實現。
濟南在曆朝曆代沒有做過都城，做過“皇帝”的人也隻有一位備受爭議的王莽。王莽（前45-23），字巨君，出生在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縣東），其祖籍為濟南郡東平陵城，是戰國時代齊國貴族後裔。西漢竟寧元年（前33）成帝劉驁即位，王莽的姑姑王政君（也是東平陵城人）當了皇太後。此後，王氏家族逐漸顯赫起來。王莽的叔伯及其本人都曾擔任過大司馬之職，控製漢朝權力數十年之久。公元5年，漢平帝被王莽毒殺，立年僅兩歲的劉嬰為皇太子，時稱“孺子嬰”。已是太皇太後的王政君遂命王莽代天子朝政，史稱“攝皇帝”。公元6年，有人不斷借各種名目對王莽勸進。公元8年，王莽接受劉嬰禪讓後稱帝，改國號為“新”，年號“始建國”。劉嬰雖然被廢但沒有被殺，過著隱居生活。而王莽也將孫女嫁給劉嬰。王莽自此開啟了中國曆史上通過篡位做皇帝的先河，因此傳統史觀一直將其視為反麵人物，形容其為偽君子。
王莽稱帝後，大規模改製，對政區地名也大量變更。不僅將都城長安改名常安，還把老家濟南郡改稱樂安郡，而把原來已有的樂安郡改稱濟南郡。
當時山東一帶十七個郡國有八個更名，縣易名者更不在少數。如把泰山郡剛縣改稱柔縣，即墨縣改稱即善縣等等。公元23年，起義軍攻入長安城，亂軍中王莽被商人杜吳殺死，“新朝”也就此壽終正寢，隻存在了十五年，成為中國曆史上最為短命的朝代。東漢光武帝劉秀對“外戚篡權”的王莽恨之入骨，他在平定天下之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王莽更改的地名恢複，將樂安和濟南的稱謂重新顛倒過來，還封其子劉康為濟南王。
濟南籍的皇帝絕無僅有，但卻不乏皇後，主要集中在兩漢時期。王莽的姑姑王政君先是做漢元帝皇後，後成為太後。王莽不僅祖籍濟南，其皇後宜春侯王鹹之女也是濟南老鄉。隻是這位皇後的命比皇帝還短，早於王莽兩年離開了人世，諡號孝睦皇後。漢平帝皇後王氏（王莽之女）、東漢順帝貴人伏晨、漢獻帝皇後伏壽等等，都是濟南人。濟南文史學家徐北文戲稱濟南是“皇後之鄉”。
王莽新朝的五百多年後，隋朝開國君主隋文帝楊堅又與濟南結下不解之緣。楊堅原籍雖不是濟南，但其母呂苦桃確是齊郡（濟南）曆城人。楊堅祖輩一直在濟南為官，其父楊忠從小就寄居濟南，並娶平民女子呂苦桃為妻。隋朝建立後，文帝遂追封外祖父呂雙周為齊郡公，並封其舅父呂道貴任齊郡太守。
隋文帝在位二十四年，廣興佛事，自然與其身世有關。西魏文帝大統七年（541），楊忠攜妻呂苦桃住馮翊郡（今陝西大荔縣）般若尼寺，楊堅出生於此。不料未滿月的楊堅因著涼而不能啼哭，楊忠夫婦十分焦急。寺中有一名叫智仙的尼姑，不僅使楊堅啼聲再發，而且還認為楊堅有天佛神佑，有大君之相，故請楊忠夫婦將楊堅寄養寺中，並給楊堅取梵名為那羅延，意為金剛不壞。就這樣，楊堅被留於般若尼寺中，由智仙撫養至十三歲。
可能是為紀念生母和養母，楊堅在濟南大興佛寺。開皇年間，僅在曆山一處，就開鑿石窟九座，摩崖造像百餘尊，山腰裏修建極樂洞，塑佛及菩薩三尊，浮雕佛像數十尊。從此，曆山遂有“千佛山”之名。開皇三年（583），隋文帝還親令重修朗公寺，並赦令更名為神通寺。朗公，即竺僧朗，俗姓李，冀地人，前秦皇始元年（351）移居泰山北麓金輿穀（今柳埠）弘揚法旨，興建寺院，世人稱其為朗公寺，這裏是佛教傳入濟南的源頭，也是山東有史以來最早的佛寺。始建於隋大業七年（611）的四門塔便是該寺保留下來的最重要的建築，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單層方形石塔。塔四麵門裏各有一尊佛像，為“四麵佛”格局，東門裏的叫阿閦佛，佛首在1997年被人竊走，轉手賣到了台灣，成為轟動一時的大案。所幸佛首2002年從台灣被迎回，重回故裏安放原位。隋代重修後的神通寺再次興旺，一直到宋代都是興盛異常，被譽為“三齊名刹”。神通寺主體建築何時傾覆無從可考，僅剩下四門塔和墓塔林，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到了北宋，濟南與皇帝的故事還沒有了結。皇子趙曙曾在濟南任齊州防禦使，兩年後，即1064年，趙曙便繼位英宗，濟南因此被認為是“龍潛”之福地，城市地位也相應得到提高。五十二年後，即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齊州升格為濟南府。
山野茶語
古時濟南不產茶，卻是“南茶北飲”的中樞。濟南出好水，甘泉潤佳茗，自然是品茶者的樂園。
古時齊魯不產茶。但《晏子春秋》中記載，春秋時以國相晏嬰為代表的齊國人，已開始用茶樹鮮葉做菜。而陸羽在《茶經》中也說：“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聞於魯周公，齊有晏嬰……皆飲焉。”在他看來，齊魯的先民們已開始飲茶了。不管是吃還是飲，有一點可以肯定，至少春秋時茶就已與齊魯結緣。
佛教發展到隋唐達到鼎盛。而飲茶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則興於唐、盛於宋。
因陸羽有寺院生活習經的閱曆，又是皎然和尚的摯友，所以他的《自傳》和《茶經》中都有對佛教的頌揚及對僧人嗜茶的記載。可以說，茶與佛教的聯係千絲萬縷，其中最為人們所知的是“禪茶一味”的說法。最初，茶與佛教的關係僅僅是一種能提神益思、克服睡意的飲品，成了常年坐禪靜思者的“摯友”。茶道與佛教之間找到了越來越多的共通之處。佛家以茶助禪，以茶禮佛。因茶性苦，佛家便從茶的苦後回甘，苦中有甘的特性，產生多種聯想，幫助修習佛法的人在品茗時，品味人生，參破“苦諦”。
長清靈岩寺在中國茶史上值得彪炳。當年朗公創建朗公寺後，也時常來今靈岩寺所在的方山腳下講經傳法，寺名便來自“朗公說法石點頭”的傳說。靈岩寺因此將朗公作為開山祖師，周圍還保留了朗公石、朗公穀的景觀之名。隋文帝當年下詔改名並重修神通寺，他並沒有親自去過。而在隋開皇十五年（595）春，他到泰山封禪途中卻造訪了靈岩寺，由此不難看出靈岩寺在當時似乎有著更大的聲望。到了佛教鼎盛的唐代，靈岩寺也繁盛一時。麟德二年（665），唐高祖李治及皇後武則天從洛陽到泰山封禪，途中特意在靈岩寺住了十天，並下令齊州免靈岩寺一年半的租賦，還從國庫中撥付款項幫助靈岩寺大興土木。元和年間（806-820），當朝宰相李吉甫將其與今江蘇南京棲霞寺、今浙江天台國清寺、今湖北江陵玉泉寺並稱“域內四絕”。清代的乾隆在靈岩寺建有行宮，他南巡時路過這裏曾住過八次。
正是靈岩寺具有較高的地位，寺廟裏的一舉一動，便會對當時的社會產生深遠影響。唐玄宗天寶末年進士封演在其《封氏聞見記·卷六》“飲茶”中記述道：“茶，早采者為茶，晚采者為茗。《本草》雲：‘止渴，令人不眠。’南人好飲之，北人初不飲。開元中，泰山靈岩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學禪務於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仿效，逐成風俗。自鄒、齊、滄、棣，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其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額甚多。”這裏提到的降魔，係禪宗北宗創始人神秀的高徒。北派禪宗提倡坐禪時不吃晚飯，又不能早睡，“令人不眠”的茶葉便成了最好的幫手。從“到處煮飲”，到“轉相仿效，逐成風俗”，降魔與靈岩寺自然功不可沒。可以說靈岩寺是我國“南茶北飲”、“南茶北輸”的曆史節點和中樞，對於後來茶道之興盛產生了不可磨滅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