飯店大院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時任總領事有野學被列為一級戰犯逮捕。國民政府接收房產，曾一度將領事官邸作為國民黨山東省黨部。1946年3月2日，國民黨代表張治中、共產黨代表周恩來以及美國總統杜魯門特使馬歇爾組成的北平軍事調處部三人小組來濟南視察執行小組工作時，在1號樓聽取濟南方麵的彙報，山東國共雙方王耀武、何思源和陳毅、黎玉等參加會議。會議召開時，一些青年學生和群眾來到大門口請願，國民黨特工趁機煽動鬧事，周恩來等三人走出樓來與群眾見麵，周恩來還站在迎門的花壇上向群眾發表講話，闡述共產黨停止內戰、實現全國和平的主張，得到在場群眾的讚許。
解放後，這裏成為山東省第一個接待單位——交際處。五六十年代，毛澤東主席四次來濟南都是下榻在這裏。1952年10月下旬，秋意正濃，交際處院裏的銀杏樹泛著金黃。毛澤東乘坐一輛老式雪佛蘭抵達1號樓，住在二樓西北角的128房間。他不喜歡軟床，臨時用兩張單人硬板床拚成五尺寬的大床。毛澤東在這裏住了兩天。據時任省交際處處長兼山東分局統戰部辦公室副主任的曲溪回憶，毛澤東每到一地總要了解這裏的曆史和風土人情，喜歡看當地的誌書，臨休息前，他叫警衛李銀橋去借《曆城縣誌》，李銀橋找到了曲溪，但隻從省圖書館借來了清代線裝版的《濟南府誌》。
毛澤東飯菜簡單，他隻點了一道在家鄉常吃的鰍魚（泥鰍），接待人員特意到萬字巷買回半桶活泥鰍，做好鰍魚湯端上餐桌時他很開心。他不喝花茶，隻喝綠茶，但當時沒有準備，到鴻記茶棧也沒有買到，幸虧省裏一位領導家中有南方朋友捎來的龍井茶，這才解了燃眉之急。1958年8月9日下午，毛澤東乘專列到達濟南，視察了曆城北園水屯公社情況，發出“還是人民公社好”的號召。當天晚上，毛澤東在這裏的3號樓宴賓廳就餐，並接見了亞非拉婦女代表團及紡織行業勞動模範。
毛澤東愛好廣泛，除遊泳外，還喜歡跳舞、看京劇和地方小戲。他來濟南後就在3號樓二樓的小禮堂組織了小型專場晚會，以交誼舞為主，中間穿插小節目，如呂劇清唱、梆子、歌曲，還有相聲表演等。據當時濟南相聲演員吳蘋回憶，她就曾兩次為毛澤東說過相聲。有一次，吳蘋和當時濟南鉛筆廠的秦玉華說了段《十大吉祥》，每到“抖包袱”時，毛澤東都會發出很大的笑聲，並鼓掌歡迎。
1974年這裏改稱濟南飯店，專門接待外國人、外籍華人、港澳台同胞和海外華僑等“四種人”，來賓多是“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的。1978年，山東省旅行遊覽事業管理局在這裏成立，局秘書處、外聯處和局長辦公室都擠在那座原是副總領事邸宅的小樓裏，大小總共六個房間，都是木門窗、木地板、木樓梯，有推拉門的壁櫥。而中國國際旅行社濟南分社及山東省中國旅行社則作為山東省旅遊局的旅遊一處和二處，在北麵的平房辦公。濟南飯店則成為濟南首家旅遊涉外飯店。畫家劉海粟曾在這裏住過很長時間，他有一個嗜好，就愛吃紅燒雞臀尖（雞屁股），雖然現在有吃雞屁股會致癌的說法，但早年卻說“寧舍金山，不舍雞尖”。采購員滿市場裏“淘”來新鮮原料給劉老做著吃。香港鳳凰、長城電影公司來內地拍片也都住到這裏，其中包括鮑方、朱虹等老影星。拍出來的新影片包括《畫皮》、《泰山屠龍》等作為答謝接待方在小禮堂裏供內部放映，我為此還在南郊賓館和濟南飯店之間“跑片子”（即傳送電影拷貝）。80年代初，濟南大興交誼舞。毛澤東當年看過演出跳過舞的3號樓小禮堂便對外開放，成了商業化的舞廳，小電聲樂隊現場伴奏，燈光閃爍，成為當時濟南最高檔的交誼舞廳。舞廳外有間玻璃隔成的房子，是齊魯書社最早的門市部，很多剛解禁的文史類新書在那裏銷售。櫻花盛開時的春天，飯店還一度打開南門，賣門票，來此賞花拍照者很多。
並非八卦
“書寓”或稱之為“樂戶消納區”的地方，是特殊曆史時期產生的特殊行業所形成的特殊景象，也成為早已過去的時代給這座城市留下的瘡疤。
位於經三緯七路的第一樓與濟南飯店僅幾步之遙。我隻看到過殘部，即緯七路路西臨街的一段，是南方常見的兩層騎樓。上麵是一排長方形的窗子，一樓是柱式拱券連廊，窗戶上透出微弱的燈光，說是土產公司的宿舍。
但連廊部分被人加蓋成房屋而不再通透，一些脫落牆皮的地方裸露出紅磚，一段經過拆除而露出的山牆上掛著藍底白字的“第一樓”搪瓷街牌，單看這幢殘破的建築很難想象其高闊寬廣的原始風貌。如果問問街上的老人這座樓房原來的用途，他們都會告訴你，這原是家妓院，叫八卦樓。再往深裏問，也許話題過於敏感，也許時間過於久遠，很難得到更多的答案。
第一樓建於1914至1917年，投資商是王盛三、季海泉等人。樓房平麵呈“凹”型，東南西三麵臨街，形成三合圍樓，一樓臨街連廊寬闊，樓後麵修建了各自獨立的24個小院，樓房平房的房間近340間。小院自南向北分三排，形成兩條東西貫通的街道，分別是德興大街和進隆大街，後改為第一樓前街和後街。因該樓房占地麵積大，體量寬闊，被稱為第一樓。
民國初年，妓女屬於半公開化，居所也無指定地點，大多集中於老城菜園子街、泮壁街、鵲華橋一帶，人們稱之為“籃子頭”，即指那些黃昏時分，手提洗衣籃子，假借到護城河洗衣之名，借機攬客的暗娼。商埠開辦後，警廳對暗娼加以取締，要求從事此業者必須掛燈籠以為標誌，領取營業執照，並分成堂、班、戶、寓等四個等級。而這些持有執照者多集中在珍珠泉大院周邊的東西更道、院後街和大明湖畔的二郎廟街一帶。
第一樓建成後，這一帶遂成為全市書寓（娼妓）業的中心，謂之“樂戶（娼戶）消納區”。1929年12月31日，濟南社會局公布了樂戶暫行規則，把全市妓院都集中到經三緯七路至緯八路。第一樓的投資商季海泉的住宅就位於靠近緯八路的大生裏，與恒善裏、濟源裏並列形成貫通經三路與經四路之間的胡同，逐漸成為頭等妓院的集中地。其中大生裏的“紅樓”、濟源裏的“鳳樓”、“月樓”、“安樂”、“紅珠”，恒善裏的“愛玲”、“三榮”，共和裏的“寶玉”、“紫雲”，魏家莊樹德裏的“三翠”、“雙鳳”、“豔樓”等都是高級書寓，多為揚州幫所開。
1922年10月，胡適來濟南參加“第八屆全國教育會聯合會討論新學製”會議。13日傍晚，胡適理發後決定“去看看濟南的窯子是個什麼樣子”。
他去的正是濟源裏。他在日記中寫道：“進去了三家，都是濟南本地的，簡陋得很；大都是兩樓兩底或三樓三底的房子，每家約二人至四人不等，今夜因電燈滅了，隻點油燈，故更覺簡陋。十時半回寓，早睡。”解放後，濟源裏、恒善裏並入大生裏，已在新版地圖上消失。如今，飽經滄桑的大生裏在經三路與經四路眾多樓宇的包圍之中很不起眼，南北長兩百多米的主街兩側是一排排紅磚的平房，每排平房形成獨立院落，最南端是帶有觀景平台的紅磚兩層樓房。中段路西有個高大的青磚小瓦門樓，獨門獨院，在一片紅房子中很是顯眼，但不知當年季海泉住在哪裏。北段與經三路平行的東西支巷有幾棟相連的兩層的石頭別墅，建築考究，用途不詳。
大生裏的正北對著第一樓，這裏是所謂二等妓院聚集的地方，都在二樓和平房院落。較為出名的是“桐鳳”、“悅賓”、“金順”等22家。而一樓連廊內的店鋪集中了煙館、賭場、澡塘、飯莊及各類雜貨，生意興隆，繁盛一時。無論妓女數量還是建築規模，第一樓都屬老大。正所謂“人肉市場地，王孫愛此遊”（1936年9月26日《山東日報》）。張宗昌督魯期間經常光顧第一樓，他甚至在這裏買了一個名叫娟娟的十五歲女孩為“下堂妾”。張宗昌被刺後，她又到濟源裏開設了妓院，既當老板，又做妓女。韓複榘曾通令禁止納妾蓄婢、納妓為妾，但他自己卻一妻二妾，並納妓為妾。他在一次招妓宴客時認識了濟源二裏“紅菊花”李玉卿，便一見傾心，終納為妾。這還沒完，他在第一樓曾看上一位名叫文姬的妓女，並每每將其叫到位於原美國駐濟南領事館的接待處陪酒，還有意將她再納為妾，但沒成想文姬另有心儀之人，瞞著韓從良嫁人。韓知道後惱羞成怒，逼著文姬隨丈夫回了安徽老家。
娼妓業亦有行業組織，名為書寓業公會，成員由各妓院老板組成。主要是代妓院應付一切對外事宜，代催捐稅，每月從各妓院收取一定費用為其日常開支，樂戶妓女每月都要照章納稅，逾期不交，按漏稅罰處。會址設在第一樓前街23號。
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對妓院采取了法律上不承認，並結合治安管理進行擠、查、幹擾，隨之宣布了妓女禁止事項12條。1950年3月，第一樓及周邊街巷的7家妓院、238名妓女全部歇業。書寓業公會會長張萬福被人民政府鎮壓。第一樓逐漸成為民宅，1970年將西麵和南麵的舊樓拆除，建起四幢住宅、商業混合樓房，樓後留下了一條東西貫通的街巷和兩條通往經三路的胡同，仍名第一樓。1997年，我所看到過的東麵老樓拆除，第一樓從此全部消失。
可八卦樓在《槐蔭區誌》裏並非第一樓，而另有所指，即與第一樓一路之隔的經二緯八路東北麵的大樓。此樓係1920年張懷芝投資興辦的房產，由主樓和樓前兩側平房及沿街門市組成。主樓中間兩層，兩側三層，樓頂四周均有老虎窗，兩側三樓頂部各裝飾一個八角形瓦壟鐵製閣樓，人稱八卦樓。1941年以前，此樓由張家一直使用。1941年租給日偽華北交通株式會社濟南鐵路局，開辦滿鐵醫院。抗戰勝利後改為鐵路醫院。解放後由濟南實業公司購買產權。後為市一輕局使用。1981年拆除，新建六層商用門市和宿舍樓。
不需再糾結到底哪是八卦樓了，但那段曆史上的特殊行業所形成的特殊地標不是傳說，並非八卦。
永遠的痛
濟南人永遠都不該忘記1928年5月3日。這一天，在那幢小洋樓和它所在的這座城市裏發生了震驚世界、慘絕人寰的殺戮！
在中山公園南門西側，即經四路靠近小緯六路的地方，有兩座並行高聳的塔樓，這便是基督教自立會禮拜堂。1913年，基督教牧師劉壽山等人在青島創辦山東中華基督教自立總會，倡導中國教會自立、自養、自傳，不受外國教會支配。後來自立會遷至濟南，並於1924年在此購地建立禮拜堂，1926年落成，建築麵積一千三百餘平方米，是濟南商埠地區最大的宗教建築。整個工程未受外國資助，由李洪根牧師設計，桓台籍建築商楊長利、楊長貞負責施工建造，是完全由中國人投資、設計、建造的基督教建築，開中國自建大型教堂之先河。
教堂對麵有座別墅式的洋樓，地上兩層，局部三層，樓頂為紅瓦坡屋麵，閣樓上開有弧形老虎窗。在洋樓林立的商埠，尤其在對麵高聳的基督教堂的比對下，這幢小樓雖不顯眼卻也玲瓏精巧。可1928年5月3日，在這座一度成為國民政府戰地委員會駐山東外交公署的小樓裏，卻發生了令世人震驚的慘絕人寰的殺戮。
1928年4月底，蔣介石任總司令的北伐軍逼近濟南，奉係張宗昌、孫傳芳部全線動搖。日本田中內閣借口保護山東日僑，出兵幹涉，由本土調集軍隊分別從天津、青島登陸，沿津浦和膠濟鐵路逼侵濟南，隨即在商埠一帶自行部署所謂警戒線，以緯四路為中心線，將經一路、緯三路之間劃為東警備區，將經二路、經六路和緯六路、緯十路之間劃為西警備區，在各交叉路口堆積沙包，設置路障，構築掩體，不許中國軍民進入，士兵進入臨戰狀態。與此同時，北伐軍也迅速從東南西三麵開進濟南郊區。濟南日軍警備司令齋藤公然宣稱，南北兩軍（分別指北伐軍和張宗昌部）任何一方闖入警戒線一律解除武裝。4月30日午夜，張宗昌倉皇北逃，並炸毀濼口黃河鐵路大橋。進入濟南的北伐軍，除派一小部繼續追擊張宗昌殘部，其餘大部兵力分散在郊區、城內、鐵路沿線一帶。為避免日軍挑釁，進入商埠的北伐軍也與日軍陣地保持距離。5月1日晚，蔣介石從泰安抵達濟南，在舊督辦公署（珍珠泉大院）設立北伐軍濟南總部。同時，日軍開始蓄意挑釁，刺殺濟南平民宋占光和李海清，並無理槍殺北伐軍官兵十多人。
時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副主任的何思源在1965年的一篇回憶文章中寫到，1928年5月2日晚上，何思源與戰地政務委員會主席蔣作賓、該會外交處主任兼外交部山東特派員蔡公時，及外交部長黃郛同車抵達濟南，除黃郛等人去津浦鐵路賓館居住外，其餘人都住在了經四小緯六路的一所小學內。3日清晨，何思源等人去見蔣介石，其他人分頭出去行動並找尋其他住所，蔡公時等到交涉公署辦公。
蔡公時（1881-1928），號癡公，江西九江人，十八歲時就與好友成立進步團體“慎所染齋”，明為私塾，講授儒學，暗中卻傳播孫中山革命思想。
這一組織後被清廷取締，他被迫東渡日本留學。在日本聆聽了孫中山的演講後加入了同盟會。回國後曾任江西省交通司長等職，後追隨孫中山投身革命。1918年，他與畢業於香港華仁書院的郭景鸞在廈門結婚。
蔡公時先是召集署內職員開會，然後開始辦公。
這時，幾個北伐軍的士兵路過公署大門口要到對麵基督教堂後的教會醫院看病，與巡邏的日本人發生衝突，日本人開槍造成北伐軍士兵一死一傷，其餘人都躲進教會醫院。日本軍人不時向醫院開槍，還試圖闖進交涉署到樓上尋找射擊製高點，被署內人員拒絕。此樓開始被日本兵監視，電話被切斷，出去買菜的人也被日本兵攔回，小樓裏的人與外界失去聯係，成了“孤島”。傍晚六點，北伐軍下令撤出商埠，但交涉署由於通訊聯係中斷沒有接到通知，樓內十八人餓著肚子堅持辦公到晚上九點後才休息。
可沒過多久，門外響起了急促的砸門聲驚醒了剛剛入睡的人們，二十幾名荷槍實彈的日本兵破門而入，硬說交涉署門口有兩個被殺的日本士兵是署內人所為，要求交出凶手，並要強行搜查。精通日語的蔡公時挺身而出，據理力爭，說明署內都是外交官，當然沒有所謂凶手。日本人非但不聽解釋，還將蔡公時打翻在地，並將所有人捆綁起來肆意毒打，用刺刀在他們頭部亂砍亂削，血肉模糊，慘不忍睹。蔡公時憤怒高喊，並大聲嗬斥，氣急敗壞的日本兵殘忍地割下其耳、鼻、舌，並挖去其眼睛。最後日本人將十八人分批拖到樓外，除勤務兵張漢儒剪斷繩索僥幸逃脫外，其餘十七人均慘遭殺害。
5月5日，得寸進尺的日軍不顧蔣介石的妥協退讓，又增兵擴大了對濟南的侵略，並以飛機、大炮對中國軍民狂轟濫炸。8日，日軍占領了張莊、辛莊的北伐軍兵營以及火車站、電報局等重要部門，並向圩子城和內城進攻，東西南北城牆均遭到日軍大炮的瘋狂襲擊。西門內外的順城街、西城根街的房屋被日本人澆上煤油焚燒，街上無數無辜的居民被打死打傷。西門外的東流水街、估衣市街、普利門、郝家巷及北門菜市莊等地都被日本人塗炭。9日，日軍利用濟南城西北角沒有圩子城的弱點開始進攻。次日淩晨4時，內城西北角被日軍攻占約300米。而西、南、東門城樓均被日軍炮火摧毀。5時，濟南代理衛戍司令蘇宗轍親臨現場，指揮僅有的兩個團合力反擊，數次打退日軍。10日晚，蔣介石下令守軍撤離。11日淩晨，北伐軍殘部全都撤離內城，日軍登上了濟南的城牆，開始了長達一年的占領。據統計，在這次震驚中外的“五三慘案”（也稱“濟南慘案”）中，有6123名中國人被殺害，1701人受傷。
1929年5月12日，“五三慘案”發生一年零九天後，日軍全部撤出濟南。臨時安置在泰安的省政府又回到濟南。西門外被日軍燒毀的順城街改為五三街，中山公園改稱五三公園，並立有蔣介石親筆題字的“五三紀念碑”。曾經作為交涉公署的這座洋樓屬曾任濟南商會會長的張叔衡的私產，慘案發生後曾一度作為棉花棧行，1932年成為私立建國中學，由國民黨山東省黨部常委兼省政府委員張葦村任董事長兼校長。
同年，校園東北隅臨小緯六路處建起一座西洋式的“五三紀念亭”。因校園圍牆是通透低矮的鐵柵欄，這座高大的圓形石亭從馬路上就能看得見。亭子簷口上刻“五月三日”字樣，臨街一側的石柱上鐫刻著“英烈仰當年夏五，夢魂歸夜月更三”的對聯，為時任山東最高法院院長吳貞纘題寫。時任山東省參議會會長張鉞、省政府秘書長張紹棠、省財政廳廳長王向榮等分別題寫了亭身上另外三副對聯。1937年12月，為保護亭子不被日軍毀壞，有人便將其拆散運到馬路斜對過的中山公園西南角堆放起來。據濟南園林史學專家徐家茂介紹，上世紀60年代初，這些亭子的石頭構件被運到大明湖東門的園林基建隊院裏作為建築備用材料。80年代中期籌建植物園（今泉城公園）時，這些構件又被運到那裏與其他石材混到了一起準備建園時使用，有幾塊石柱還被運到了千佛山。徐家茂等人發現這一情況後便向園林局、黨史館籌備處等有關部門反映，這些建築構件最終得以保護。1998年，在劃進趵突泉公園的五三街舊址上複建了“五三亭”，這些石頭構件又重新組合在一起，成為那段慘痛曆史的見證。隻是亭內原有的一塊刻有“浩氣長存”的石碑沒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