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特區”
辭書上說，“商埠”是指舊時與外國通商的城鎮。商埠在中國大量出現，是鴉片戰爭之後西方列強“炮艦政策”的副產品，東南沿海諸多通商口岸都是被迫“約開”，而濟南開埠則由中國人自主決定。
1863至1898年，山東的煙台、青島兩地相繼開埠，使這兩座原以漁業為主的村鎮迅速崛起，發展成為通商口岸城市。這也深深地影響著相距不過幾百公裏的省城濟南。1875年，山東巡撫丁寶楨在城北濼口以東的新城創建了山東機器局，購買外國機器造起了洋槍洋炮。1898年，濟南設立了洋務局，專辦教案和洋務事宜。1901年，袁世凱在城內創辦山東大學堂，1904年又在西關圩子城外新建校舍。早已覬覦山東腹地的洋人也打起了自己的算盤。1901年，強占膠州灣並取得膠濟鐵路修築權的德國，在濟南圩子城西擅自修建了商務代表處（後來為領事館）和德華銀行。1904年，膠濟鐵路修至濟南，全線通車，德國人在這一年還開辦了郵局。這些都打破了濟南素以老城為中心，在內城和圩子牆裏打轉轉兒的傳統。一位在濟南任職僅二十七個月的山東巡撫，卻對這座古老城市的變遷與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他就是周馥。
周馥（1837-1921），字玉山，號蘭溪，安徽建德（今東至縣）人。年少時聰穎過人，家裏省吃儉用供他讀書。十七歲時，他離開家鄉到安慶謀生，為人代寫書信、測八字算卦為業。同治元年（1862）春，經人介紹，周馥憑借一手好字和一筆好文，贏得了李鴻章賞識，應募在其手下擔任文書。他跟隨李鴻章近四十年，曆任道員、鹽運使、按察使、布政使、巡撫和總督等職，是清末政壇上一位重要的地方大員。1895年5月，他請辭回了老家，賦閑在家三年半。李鴻章請其出山，協助治理黃河水患。
1901年11月，李鴻章離世後，袁世凱從山東巡撫升遷至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周馥與袁世凱同為李鴻章幕僚，二人素來交往甚密，意氣相投。袁小周二十二歲，周是袁的叔叔袁保慶的至交，算是長輩，後來兩人便好上加親，成了兒女親家。周馥最小的女兒瑞珠，幼年時就與袁世凱的第八個兒子克軫訂了婚，袁世凱去世後兩人正式成親。周馥的第四個兒子周學熙曾任袁世凱創辦的山東大學堂的總辦，相當於校長。周學熙主持訂立的《山東大學堂章程》，成為那個時代全國大學堂管理製度的範本。此後經袁世凱相邀，周學熙還曾兩任民國財政總長。
1902年5月28日，周馥任山東巡撫，並加兵部尚書銜。8月初他剛抵濟南，就遇上黃河利津等多處河堤決口之危情，他一麵組織官民修築堤防，一麵備有大量堵漏用的石塊以防不測，同時沿黃河大堤架設電報通訊線路，以及時掌握汛情。他還定期雇用沿河住戶居民巡查保護堤壩，以防破壞。這些措施使黃河山東段在此後的十餘年間，再沒有發生決口的情況。
他入主山東後發現，濟南過往的施政作為多用在興學、修廟、治河等方麵，世間彌漫著濃厚的“重儒輕商”之民風，每年的貿易額僅有數百萬兩，其經濟地位在省內非但比不上煙台、青島等“約開商埠”城市，甚至也不及周村、濰縣、濟寧等地。因此他極力讚成袁世凱提出的“新政”，力主除舊布新，扶持農桑和手工業。他在濟南設立了工藝局、樹藝公司、桑蠶總局、繅絲廠、染織廠、誌誠磚瓦廠、金啟泰鐵工廠、濟和機器公司以及一家銀行。1903年，他以官商合辦名義，在府城東郊七裏堡以北購地十二公頃，創辦山東農事試驗場，聘日本人穀井恭吉教習農桑，試種日本穀類蔬菜瓜果、美國豆類棉花及本地穀物和蔬菜等，並在南郊燕子山、馬鞍山、千佛山南麓辟林場三處，栽植樹木。
盡管周馥一生沒有取得科舉功名，但他勤奮好學，筆耕不輟，留下大量詩文專著，並十分重視新式教育。1902年10月，為選送京師、直隸保定及留學日本的師範生，在他的提議下，山東大學堂附設師範館，首批招生一百零四名，成為全國地方官辦師範教育之濫觴。翌年秋，選派五十人赴日本宏文書院留學。1903年10月，師範館與山東大學堂分設，改稱山東師範學堂。周馥將全省七十一個縣的舊式書院，改為新式學堂，以借鑒日本和西方的辦學理念。1903年6月25日，他創辦了濟南乃至山東第一家報紙《濟南彙報》，作為地方政府官報，每五天刊出一次，“分政、事、文、學四綱”，頁數不定，沒有廣告。
在對待洋人的態度上，周馥也和袁世凱驚人得相似。他倆主張一方麵抵製外國對山東的影響和經濟侵略，一方麵又為尋求解決山東存在的各種問題與洋人接觸和溝通。周馥來濟南之前便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結下了友誼，並表示出對基督教義的濃厚興趣。他來濟南後，向來訪的李提摩太及其四個女兒提供了轎子、遊船和茶點，供他們暢遊大明湖，並舉行了豐盛的晚宴。李提摩太在其《親曆晚清四十五年》的書中高興地寫道，周馥“在所有的中國政府官員中，是最令人感到親切的一個”。1902年12月，周馥提出訪問膠澳（即青島）的要求，令膠澳總督德國人特魯泊深感意外。在此之前，山東和膠澳的聯係，都是在非正常狀態下進行的。按照當時在青島的德國傳教士、漢學家衛禮賢所著《中國心靈》的說法，特魯泊在“采取了一些秘密的防備措施”後，接受了周馥的訪問請求。周馥在青島訪問期間，親眼目睹了這塊被洋人強行租借之地的迅猛發展，也看到了中國人在租界內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他在與特魯泊的幾次會晤中，不僅表達了中國想要收回喪失的權利，結束殖民統治的基本意圖，而且也表現了他對時局的關心。周曾對特魯泊說：“即使青島已租借給德國，它仍屬於山東地盤。”如衛禮賢所說：“他那率真坦誠和健康的幽默感立刻掃去了人們心中的疑雲。”這無疑顯示了周馥在外交上的才華。
周馥成為繼袁世凱之後第二位到青島訪問的清廷高官。他的這次訪問在當時朝野上下飽受詬病，甚至被晚清李寶嘉所著的“譴責小說”《官場現形記》諷刺得不輕。雖然沒有詳細證據表明他的青島之行與濟南開埠有直接關係，但他這次“破冰之旅”，從一定意義上增強了他對山東尋求變革的決心。
在濟南開埠動議上，袁世凱與周馥更是一拍即合。1904年4月4日，離膠濟鐵路通車不足兩個月，袁世凱和周馥聯名上奏，請求濟南、周村、濰縣三地自開辟為“華洋公共通商之埠”，“借堵洋人尋釁滋事之口”，“以期中外鹹受利益”。不日即獲清廷外務部照準，當年即勘定界址。
為將新開之埠建成精心規劃、文明有序的新城區，袁世凱和周馥等人進行了周密安排。先是成立商埠總局統一協調管理商埠事務，下設工程局，掌管界址內工程建築、房地產、工商行政、稅務、治安管理，並製定相關的規劃與規章。袁世凱還邀請其親信、原任上海道台的袁樹勳參與濟南商埠開辦籌備工作，主要是打造規劃管理體係。袁樹勳帶來了上海相關的法律規章，作為濟南新建商埠的樣板。同時還參照嶽州、秦皇島等地開埠章程，對濟南商埠開發建設與管理做好製度安排。袁樹勳因此與濟南結緣，於1907年再次來濟南，做了二十二個月的山東巡撫，為商埠建設繼續發力。
1904年11月，周馥被調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1906年1月10日，濟南舉行了隆重的開埠典禮，周馥的繼任楊士驤出盡了風頭，而人們沒有在此見到周馥的身影。
辛亥革命後，一大批前清遺老遺少移居青島德國租界尋求庇護，周馥更是熟門熟路，近水樓台，在青島購建了前清官吏中最大的宅第，並在那裏生活了一段時間。周馥還被推舉為由蘇、皖、贛、浙四省籍人士在青島成立的三江同鄉會會長。後來他去了天津。1921年8月21日，做了許多年寓公的周馥病逝在天津寓所，終年八十四歲。盡管周馥生前很少提及自己在濟南開埠時所做的一切，甚至他從濟南卸任後很少再回濟南，但今天的濟南人應該記住他。
濟南商埠的範圍在今天看來也是頗具規模的，其設定也富有遠見，在西關外東起館驛街西首的十王殿（今緯一路），西至大槐樹村，南沿長清大街（今經七路），北以膠濟鐵路為限，東西長約5裏，南北約2裏，共4000畝土地，約2.5平方公裏，同老城麵積大致相當。商埠內規劃有洋行貿易處、華商貿易處、堆貨處、西人住家處、領事駐地以及公園、花園、菜市、營房等，城市功能較為齊全，很受投資者的歡迎。1905年10月23日《東方雜誌》載：“濟南開辦商埠，設局勘界，均將就緒，近聞商賈鋪戶陸續注冊者已多至千餘家。”同時還保留了北崗子、五裏溝、魏家莊、大槐樹莊、官紮營等原有村莊的“原生態”，保護了原住民的生存空間。在街區劃分上也是因地製宜，布局嚴謹，主次分明，開發有序。確定主要道路東西為經，南北為緯，路麵寬度七米至十七米不等。棋盤式縱橫的道路布局，將土地劃分成若幹小方塊，路網間距在兩百米左右，既遵循了周代《考工記》中所謂“九經九緯”的道路布局，又展示了近代流行的小網格城市的別樣風采。街區深處則是裏弄（濟南稱裏分）、別墅或宅院。這種便於功能分區的布局，無疑借鑒了西方近代城市建設中的慣用手法。
清廷在開埠事宜上“吃一塹，長一智”。雖然受當時曆史條件局限，商埠規劃僅是劃地租賃和擴建的方案，尚缺乏近代城建規劃的理論指導。
但他們無疑借鑒了其他“約開口岸”及國外城市的建設經驗，突顯主權意識和公平公正之精神。如《濟南商埠租建章程》第一節規定，“埠與條約所載各處約開口岸不同，準各國洋商並華商於規定界內租地雜居”。要求中國人與洋商共同遵守。第十節規定，“濟南城外既開商埠，所有洋商在此規定界內可任意往來，攜眷居住、貿易。但在濟南城關內外，以及附近各處，仍按中國內地章程辦理”。這一章程還進一步強調，商埠中不準劃分租界。這就保證了國家對土地的所有權。土地租價則是按照中國傳統的福、祿、壽、喜的稱謂確定了四個階梯租價，以火車站附近最貴，由東至西逐次遞減。租建章程中對工程建造也有著詳細的規定。如在商埠內嚴禁搭蓋草屋。建造計劃須事先報工程處和警察局審查批複。所有建築物必須安裝汙水管道，引入建設局統一建設的水道排出等等。而且郵政、電話、電報等經營權和司法權由中國人自理，“外人不得幹預”。
當時，商埠已具有今天“特區”的某些特點，洋商在埠內有了“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外國資本紛紛從東部沿海湧入這裏，僅1905年以後的三四年的時間裏，洋行就達二十多個，其中德、日、美、英居多。德國一戰戰敗後，日本趁機掠奪膠濟鐵路經營權，在經濟上控製山東。在“五三慘案”發生之前，日本在濟南的僑民達兩千餘人，日資商號達一百七十家，都集中在商埠。濟南也成為東三省之外，日本洋行最多的城市。德國、美國、日本、英國和瑞士的領事機構也在商埠設立。同時，采取了免除土貨出口稅、裁減厘金、投入官款扶持實業開發等通商惠工政策，以扶持本國貿易，並鼓勵國人投資工商業與外商競爭，極大地刺激了國內工商業者的資本注入。人們在此開辦商號、銀行和工廠，從此掀開了濟南曆史上規模空前的“成建製”的開發建設的序幕。
在短短的十幾年間，商埠區逐步形成了以老火車站為半徑軸心，以此向東南西三麵輻射，以經二路為東西主線，以緯二路和緯四路為南北支架的新城區格局，使濟南這座典型的單一的封閉型內陸城市，逐步發展成為老城與商埠並重，政治、文化和交通、商貿並舉的現代“雙核”城市。辛亥革命後，濟南的城市人口由開埠前的12萬增加到25萬。尤其是1912年津浦鐵路修至濟南與膠濟鐵路交彙後，濟南遂成為華北地區僅次於京、津的商業集散地和交通樞紐，成為“各州商賈輻輳之處”。據《山東各地鄉土調查》記載，當時濟南已有雜貨鋪、綢緞莊、錢莊、銀行、藥鋪、鐵器鋪、鍾表行、漆行、洋貨鋪等商行32種，達1995家之多。
1918年和1925年，伴隨著商埠區內商業的繁榮和人口的增加，商埠又先後兩次拓界。濼口以南，津浦鐵路以西，官紮營以北辟為“北商埠”，從而形成了濟南城北麵積廣袤的大型輕工、化工、造紙、紡織為主的工業區，工商業門類更加齊全。濟南淪陷後，日偽政權在老城和商埠內加緊推行殖民化統治，不但從商埠內德、美、英等國的洋商中搶奪利益，而且還將大部分銀行、商場和工礦企業“接管”。1939年日偽政權劃齊魯大學以西，四裏山以北，岔路街以東，經七路以南約1500畝土地為南郊新市區，與北商埠遙相對應。1942年，日偽濟南市公署又將北商埠南端開辟東、西部工業區，還陸續將原來保留的魏家莊以及官紮營、北坦、南大槐樹、營市街等處劃歸商埠，使商埠總麵積總計12943.344畝。
商埠的建立，對濟南百姓的日常生活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濟南的商業中心也從城裏的芙蓉街、院西大街和西關、普利門一帶逐步西移到了商埠一帶。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商埠引領濟南時尚潮流。那時，城裏人買東西要到商埠，因為這裏商店多，商品種類齊全，質量也好。外地人來濟南，商埠成為他們看街景、購商品的必到之地。
從占地麵積、目標設計和財政支出等方麵來看，濟南商埠及其濰縣、周村兩附屬地屬於清王朝最後幾年向世界開放的最大商業區。清廷顯然想把這種“自開商埠”的中國模式與外國人控製的“約開口岸”分庭抗禮。
因此，濟南商埠也成為近代史上山東乃至黃河流域，最早按照精心規劃建立發展起來的商業化區域，為其他內陸城市提供了範例。
商埠的設計者不再沉醉於老城內“荷香柳影”、“山色湖光”的浪漫詩意中，也不再拘泥於擁擠的老城的圈子裏，而是另起爐灶，打造一番新的天地，向城西大片的荒地、墳塋和少量的農田尋求發展空間，從而也減輕了老城因發展而帶來的各種壓力。商埠的建立，對於濟南這座古城無疑具有劃時代作用，可以說沒有商埠的濟南是難以想象的。由於商埠和老城分置，雖然濟南近現代工商業不斷繁榮，但老城卻依然保留著完整的格局，直到改革開放初期。這種“雙核”或者說是“二元合一”的城市格局，在我國近代城市中雖不能算是孤例，卻也是今天很多城市舊城改造時應該學習借鑒的樣板。
驛站風雨
這一區域東臨老城西關，劃入商埠較晚，在較長時間內呈現著“亦城亦鄉”的街區風貌。商業形態多是土產雜貨、五金農具、黑白鐵加工以及中低端的旅店和客棧。新市場曾是這一帶最熱鬧的地方。
開商埠以前，西圩城牆沒有普利門和麟祥門。從舊城西門走估衣市街，經花店街到此，出入西圩城都要走永鎮門，過迎仙（後稱英賢）橋，穿行館驛街。人們西赴中原，北過黃河晉京趕考，迎送高官等等，都要途經此地，當地稱之為“西門道”。明代王象春《詠西門道詩》描繪道：“古道朝京踏作河，寒泉無奈熱腸何。東門一樣垂宮柳，隻是西門送客多。”
那時西關外是一片片荒地和墳塋，隻有館驛街及南臨的丁家崖和魏家莊還有些人煙，有幾條小路。此路因與丁家崖、魏家莊一樣較晚劃歸商埠，故無多少洋行、洋樓，也沒有大的店鋪，可以說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依然保持著“亦城亦鄉”的景象。
館驛街，原名官驛街，因明洪武九年（1376）此地設官驛總站而得名。驛，就是驛站的簡稱，是古代傳遞公文或接送往來官員小居、換馬的地方，類似現在的郵局和接待站，也稱接官亭。曆朝曆代官府對驛站極為重視，因為公文傳遞關乎國家的“神經”，而高官往來更不能小視。在明代，不僅將驛站大道進行修治，還將驛站按交通工具分為水驛（用船）、馬驛和遞運所（徒步傳遞）。據嘉靖年間《山東通誌》載，當時濟南府設馬驛十二個，水驛三個，遞運所兩個。驛站既得養人，還得喂牲畜，開支自然不小。所以驛站馬牛吃的草料有個專用詞叫號草。在清康熙以前，號草都由本地百姓分攤，按期交納。明末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便是一名驛卒，因驛站減員，失了業，便造了反。後來康熙皇帝將夫役製度修改，將驛站費用改由官方出錢，驛站便由過去的民養官用，改為官養官用了。因此，驛站在有些地方就改稱官驛了。而這條街正是最初濟南較大的驛站所在地。有了驛站，便有了馬車店，有了客棧和旅館，這街名改稱館驛街，自然在情理之中。
後來，隨著交通條件的改善和郵遞方式的改變，此街的驛站功能逐漸消失，而商業作用卻日益突顯。尤其是商埠開埠後，這裏南通經二路、新市場、魏家莊，西抵緯一路、經一路和火車站，車水馬龍，市跟人走，店鋪開始增多。有些店鋪經營馬車套具、油燈馬燈、麻袋繩索等，還多少帶有些驛道的影子。其他商品還有五金、農具、簍筐、葦席、黑白鐵器、竹簾編織、玻璃琉璃，以及日用百貨煙酒糖茶、綢布文具和飲食攤點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