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氣東來
父輩的家世微不足道,卻與濟南的街區地標文化聯係在一起。父親的求學經曆不足掛齒,他所讀的省立一中卻是名人薈萃,桃李滿天下。
仔細觀察就不難發現,濟南老城的四個城門是不對稱的。除南門居中外,北(水)門偏東,西門偏南,而東門則偏北。老東門是指最初修建的偏北的那道齊川門。當地人說的老東門指的是大致一個區域,範圍約在按察司街北首、彙泉寺街南首以東以及東關大街西段。後來為了方便城東市民出入城方便,便在運署街東端開了新東門,雅號巽利門,經跨河橋與對岸的興華街、七家村等連接起來。老東門地區開發得早,人口十分密集,民宅星羅棋布。而新東門一帶除了古老的運署街外,其他建築的曆史相對短暫,洋學堂和民居交融。新老東門的共同之處是官署少,大商號少,廟堂等公共建築少,更沒有城西那樣的殷實富戶。
過去新東門外護城河水清澈見底,附近的人們大都挑著擔子順橋頭下去打水。大家都有個約定俗成的規矩,一大早挑飲用水,快到中午時才到河裏淘米、洗菜、洗衣服。
過了橋即到興華街,原名華美街。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來華傳教。美國基督教長老會於19世紀末來濟就在東關一帶租地,建醫院、教堂和學校。興華街北私立齊魯中學便是教會的學堂。其前身係長老會於1893年創辦的“濟美學館”,是濟南最古老的中學。建校時的黑色匾額保存在校史陳列室中。1929年,原先隻收男生的濟美學館與西鄰1914年建立的教會學校“翰美女學”合並,更名為齊魯中學,校長為中國人張子修。齊魯中學是我國最早男女同校的教會學校,張子修也成為最早的教會學校華人校長。解放後改為濟南五中。著名書法家歐陽中石、漫畫家鍾靈就是這裏的學生。20世紀30年代胡絜青隨老舍來濟客居時,曾在此任圖畫教師,並主編進步學運刊物《齊中月刊》。
運署街得名於都轉鹽運使司署衙門,興建於明洪武元年,負責全省的官鹽運輸及鹽稅征收。署衙舊址在後來的濟南一中西麵,而一中校址則是明清兩代按察使司署遺址。按察司自唐代設立,後曆代延續,相當於如今的監察部門,掌門人稱按察使,負責巡察、考核州、道、府、縣的吏治。明洪武年間,濟南有了府的建製,府按察司署便由青州移至濟南城東垣,明代成化年間重修。今司署已廢圮,舊跡難尋。新東門開辟後,運署街有了人氣,街兩旁店鋪林立,雜貨鋪、飯館、電料行和磨坊以及雕花門樓並肩而立。至今有些鋪麵還保留著當年的雅韻。
而運署街西首連接著的按察司街,有名的地方是位於街南首106號由韓複榘1932年6月設立的裕魯當,韓複榘親自題寫當鋪匾額,並親自任當鋪監督,辛鑄九任董事長。作為官典,開業後給原本控製濟南典當業的日商當鋪形成較大衝擊,後在進德會還開設了裕魯分當。這條街上住的多為官宦人家和殷實富戶,其多處院落建築細部精致。最為典型的是63號的魏家大院。這是一處清末建築,門樓飾有彩繪葫蘆、花籃、牡丹、雲紋、銅鼎、香爐等造型的磚雕。臨街牆上有三塊拴馬石。內為三進四合院,東西錯列。二進門樓為卷棚頂垂花門樓,額楣上有“福”字雕刻。解放後,這裏被一分為二,分別為街道幼兒園和東門大街派出所駐地。
家父牛繼曾(1932-2000),幼時住新東門裏東城根街,離苗家巷很近。如今此街難覓蹤跡,隻有越過明湖路北靠近老東門的地方還有條東順城街,可能是早年東城根街的延續。近年建設明湖新區,東順城街也已作古。父親回憶說:東城根街上舊時有關帝廟,廟的規模不大。有醬菜店、雜貨店,還有一個掏糞工人的行業組織,名字很有意思,叫“金汁業”。父親命苦,是個棄兒,自幼由養母撫養成人。父親稱她為姑姑,我們第三代就自然稱之為姑奶奶。姑奶奶曾對父親說起過牛氏家族的曆史。牛氏祖籍直隸大興(今北京大興區),明朝時牛家已有人做土木工程師了。1962年,父親曾將一幅家傳的“寶貝”《曬書圖》畫卷捐獻給了自己的工作單位山東省博物館。畫上有牛家十五代先輩的題款和鈐印,其中不乏舉人和秀才。直到“文革”之前,牛家在南山土屋有家族墓田,有九座祖墳。我家還同看墳人李財有些交往,他們來城裏時總要到我家探望,帶來些山地瓜、柿子和小米。姑奶奶命薄,年輕時喪夫終未改嫁,親生一兒一女也因病夭折,家境自然破敗不堪。她與我父親便相依為命。姑奶奶借居的是其公公、辛亥老人朱照的宅院。這位雅號容齋的老人,家境殷實,有些名望,民國初年做過漠河金礦、山東實業銀行兼招遠玲瓏金礦的經理,在這條街上有幾處院子。因我父親年幼,姑奶奶不能到外麵做事,隻能省吃儉用,靠親戚接濟,縫補些衣裳,或賣幾件老家什過活。她對我父親疼愛有加,無微不至。她識些字,便整天給父親講《三俠五義》、《小五義》和《聊齋誌異》的故事。她重視教育,將父親送到東門外護城河畔的莪雅坊小學讀書,因學校瀕臨舊時放養鵝鴨之所,這裏原稱鵝鴨房,後取了雅號。這所創立於1908年的小學是周圍一帶最好的新式學堂。學校自辦《莪雅周刊》,刊登教師心得和學生範文,在當時教育界頗有反響。晚年時的父親仍忘不了當年小學同學中流行的歌謠:“天亮了,天亮了,小朋友快起床。小學生,到學校,見了老師敬個禮,見了同學問聲好。”
抗戰勝利後,父親考上與家宅一牆之隔、位於運署街上的省立一中。這是有著百年曆史和輝煌的“王牌”學校,在山東教育史上舉足輕重。其前身山左公學,由山東同盟會會員劉冠三於1903年創辦。1914年,山左公學與官立中學堂、公勵中學堂合並為山東省立第一中學,校址就在貢院北首,即後來的省立圖書館處。1918至1922年鄧恩銘在此讀書並編輯出版進步刊物,在校期間他曾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8年“五三慘案”後,學校被迫停辦。1929年,底原校址改為初級中學,高中部遷至杆石橋西路北(今讀時,在縣西巷南口子琳照相館的留影。
實驗中學),改稱省立高中。1937年抗戰爆發後,兩校南遷四川並入國立第六中學。1939年下半年,兩校合並遷至運署街原濟南女中校址,建立省立濟南中學。1950年改為山東省濟南第一中學。
一中的師生中文化名人很多,胡也頻、李廣田、範予遂、張默生、王冶秋、楚圖南、卞之琳、季羨林、趙太侔、李何林等曾在此執教,鄧恩銘、王統照、賀敬之、張承先、陶純、趙煥章、朱逢博、項堃、羅幹以及美國科學院院士、數學家、王祝晨之子王浩等曾就讀於此。胡適、老舍等文化界名流也應邀到這裏講學。“五四運動”前後,一中校長由山東省議會議長王鴻一兼任,可見一中當年的社會地位之突出。1922年10月8日,胡適在一中作了題為《科學的人生觀》的演講。
1929年底,山東實驗話劇院院長趙太侔兼任剛剛遷址到杆石橋外並恢複教學的省立高中校長。他鼓勵學生開闊視野,一專多能。學生的課外活動在原有的基礎上有了新的變化,修建了禮堂,開辟了學生閱覽室和遊藝室。
雅樂、軍樂、國術、話劇等學生文體團體也成立起來。他還親自指導學生排練演出《茶花女》、《慳吝人》和《蘇州夜話》等中外話劇。
1930年2月22日,經陸侃如、馮沅君介紹,作家胡也頻離開上海,來濟南在今杆石橋附近的省立高中任國文教員。當時正在這裏讀高中三年級的季羨林回憶說:胡也頻“教書同以前的老師完全不同。他不但不講《古文觀止》,好像連新文學作品也不大講。每次上課,他都在黑板上大書‘什麼是現代文藝’幾個大字,然後滔滔不絕地講了起來,直講得眉飛色舞,濃重的南方口音更加難懂了。下一次上課,黑板上仍然是七個大字‘什麼是現代文藝’。我們這一群年輕的大孩子聽得簡直像著了迷。我們按照他的介紹買了一些當時流行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書籍……我們當然不能全懂。生吞活剝,在所難免。然而,‘現代文藝’這個名詞卻時髦起來,傳遍了學校的每一個角落”(《憶念胡也頻先生》)。1930年,季羨林考入清華大學。1934年,大學畢業後,他又應邀回母校任教一年。胡也頻的夫人、作家丁玲沒過多久也來到濟南,他們便搬到離學校不遠的徐家花園所租的三間房居住。她有時也到學校聽胡也頻講課。丁玲回憶胡也頻在濟南講課時的情景:“我簡直不了解為什麼他被那麼多的學生擁戴著。天一亮,他的房子裏就有人等著他起床,到深夜還有人不讓他睡覺。他是高中最激烈的人物,他整天宣傳馬克思主義,宣傳唯物史觀,宣傳魯迅與馮雪峰翻譯的那些文藝理論,宣傳普羅文學。”(《一個真實人的一生》)她還回憶道,胡也頻的“革命實踐是從1930年春在濟南高中教書時開始的……已經不是文學活動,簡直是政治的活動,使校長、訓育主任都不得不出席,不得不說普羅文學了。全學校都被轟動起來了”(《也頻與革命》)。由於丁玲的作品和才情早為學生們所知,她的年輕貌美、服飾入時更使許多同學心生敬愛之情,以至於當時學生中一度流傳不無調侃的話語:“你愛丁玲,丁玲不愛你!”
為不忘1915年5月7日日本強迫中國承認“二十一條”,民國政府規定每年的5月7日為“國恥紀念日”。1930年“國恥紀念日”這天,胡也頻在學校組織的紀念大會上發表了言辭激烈的演講。這下激怒了韓複榘,他下令第二天逮捕胡也頻。時任省教育廳廳長的何思源得知此事後,立即將此消息秘密告知了當時省立高中校長張默生。張默生當即委托學校相關人員及時通知胡也頻。胡也頻乘火車去了青島,最終返回上海,順利脫險。張默生還慷慨解囊,資助胡也頻二百元現金。
張默生(1895-1979),原名張敦訥,臨淄人,1924年畢業於北京高等師範國學部,還曾在濟南任教於省立第一師範、齊魯大學。1927年,張默生因觸犯張宗昌,遭通緝,不得不改名易姓,逃往朝鮮。後返回濟南執教、掌管省立高中。抗戰爆發後,他入川,任教複旦大學和重慶大學,解放後任四川大學中文係主任。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1979年平反後不久便去世。他一生致力於教育事業,並對古典文學和傳記文學有較深研究,對先秦文學造詣尤深。著有《先秦諸子文化》、《墨子精選讀本》、《韓非子新釋》、《老子章句新釋》、《莊子新編》等。尤精於莊子研究,是國內屈指可數的“莊學”專家之一。在傳記文學方麵,著有《王大牛傳》和《武訓傳》。王大牛,即王祝晨,他也曾任一中校長,但比張默生晚幾任。為武訓寫傳記,謳歌其行乞、勵誌、孜孜興學的傳奇經曆,則從一個側麵表達出了張默生自己的理想抱負。我從一位專營舊書的書商手裏高價淘到了一本1946年由東方書社出版的《武訓傳》。這家出版社創建於1928年,位於濟南院西大街,後在上海、成都和重慶等地設有分社。該書文字不多,卻以鮮明、真實、細膩的細節描寫,展示了武訓獨特的形象和平凡而傳奇的一生。張默生古典文學功底深厚,而這部傳記用的是大眾化通俗化的口語,尤其大量使用武訓乞討時的順口溜,非常符合人物的性格特征。彌足珍貴的是,豐子愷為這本區區六十四頁的小書插圖二十餘幅,線條簡潔,圓潤流暢,形象傳神,繪畫書法相得益彰。從藏書印上看,這本書原藏於上個世紀50年代初開辦的山東工農速成中學(山師附中前身)圖書館。
20世紀30年代中期,省立高中校長孫維嶽十分注重教學質量和新生錄取。這裏當時就是山東最好的學校,在新生錄取前總會收到一些達官顯貴為子女上學而求情的信件和條子,但他絕不講人情,總是在新生錄取張榜公布後才拆開那些說情的信件。就連韓複榘的兩個兒子也都未能進入一中,而是在私立齊魯中學上學。最令人感動的是,孫校長在抗戰爆發時,為了不讓師生當亡國奴,親自帶領兩百名師生流亡南下數千裏,從濟南經泰安、河南、湖北,最後到達四川羅江,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開展教書育人大業,繼續辦學。
抗戰勝利後,也就是我父親考上一中時,德高望重的王祝晨擔任了校長一職。王祝晨在民國時期與鞠思敏、於丹紱、從禾生並稱山東四大教育家。“五四運動”後,為積極響應和參與新文化運動,1920年9月2日,時任濟南第一師範教務主任兼一師附小主任的王祝晨,開始講授了山東教育史上的第一節白話課。
講述的內容正是白話小說《老殘遊記》中老殘遊大明湖那段。張宗昌督魯後,提出“白話就是赤化”,並通緝王祝晨等人。王祝晨在學生幫助下改名換姓,化裝南下,躲過一劫。王祝晨對自己的綽號“王大牛”欣然接受,他自謙地說:“我覺得大牛不巴結上司,不為自己享受,獨為農夫服務一生,死後又把它的皮肉毛骨貢獻給人類,這樣偉大的大牛,我自愧弗如!”
1949年暑假,父親從一中畢業,這是濟南解放後的首屆畢業生。學校專門為此印製了32開17頁的《省立濟中同學錄》,灰色封麵上還印著五角星、齒輪、麥穗的圖案。父親一直把它保留在身邊。父親還從他的學兄那裏找來了30年代由一中老師、作家李廣田作詞,瞿亞先老師作曲的《濟南一中校歌》。歌中唱道:“我們是紫色的一群,我們是早晨的太陽,我們是迎日的朝雲,我們是永久的少年人!看!佛山長碧,明湖長青,趵突水長噴,我們的意誌長存,我們的精神常新!堅忍、活潑、勞苦、天真、日新、又新,永久向前進,向前進!”紫色是一中的標誌色,學生們身著童子軍式的校服,佩戴的是紫色領巾。紫色象征著血液,象征著最初的霞光,象征著拚搏和希望。正是這樣一座充滿深厚文化傳統、倡導尊師重教優良學風的名校,對父親、對濟南這座城市影響很大。
姑奶奶在我出生八個月時就去世了,沒有任何的征兆,也沒有去醫院,就這樣安詳地去了。悲痛欲絕的父親每天都用蠅頭小楷寫追思日記,以緬懷這位與他朝夕相處,不是母親勝過母親的女性,寫了很長一段時間。
父親有張十四歲在一中就讀時身著長衫的全身像,是當年姑奶奶領著他到縣西巷南口對麵的子琳照相館照的。每當我看到這張泛黃的照片,看到清晨東方的天際那紫色的霞光時,總會想起東城根,我的老家,想起我那仙逝已久的姑奶奶和過早逝去的親愛的父親!
六扇門·八字牆
老曆城縣衙及其周圍的街區都頗具曆史。唐代大將羅士信故居,教育家鞠思敏故居,以及督城隍廟、江西會館都集中在此。重建的書場明湖居在縣西巷的北首,再現了“曲山藝海”的風貌。
千佛山古稱曆山,曆山之下建城謂之曆城。早在漢代,曆城即為縣製,其在全國的知名度之高,影響力之大,在宋明以前遠遠超過濟南。後來濟南建府,地位提升,統轄曆城,明清時曆城遂成為山東“首縣”。縣衙位於舊城中心偏東,南起縣前街,北至縣後街,縣東、縣西兩條巷子分列左右,與濟南府署和山東巡撫署院成鼎足之勢,形成老濟南官方建製的獨特景觀。
縣衙始建年代不詳,明崇禎十二年(1639)毀於兵,後來重建,至清道光十六年(1836)又毀於火,後再次重建,至民國時期曆經修葺,解放後成為省政府宿舍大院。
過去對州縣一級的衙署有形製上的統一要求,門樓三楹六扇門,平時隻開啟東西兩扇供人出入,故“六扇門”成為州縣衙門的代稱,曆城縣衙也不例外。門前有照壁和石獅一對,兩側則是“八字牆”,即民諺所雲“衙門口八字開,有理無錢別進來”。從乾隆年間《曆城縣誌》所附縣署平麵示意圖來看,照壁、大門、二門(儀門)、大堂、二堂都在同一個中軸線上,大堂左右兩側的廂房是書辦房,東西兩旁是一個個小院,有土地廟、外庫、廚房、賬房、內書房、典史署、內宅、德泉齋、監獄和驛舍,驛舍內還有馬王廟。而一些下屬機構也都在離縣衙不遠的巷子裏,便於知縣(縣長)監督。明清以來,官場上流行一種“官不修衙”的說法,意在樹立“清廉”之形象,不妨礙自己的仕途之道。清人曾士路有部筆記叫《小豆棚》,其中說道:鄭板橋當年到濰縣任知縣時,有意派人將衙門外牆上挖了些孔,顯得十分破敗,有人問他原因,他說這是為了出出前任縣官的惡習和俗氣。聽老人們說,過去的曆城縣衙並不氣派,隻是作為明清以來最基層的政府機構和正七品縣太爺們辦公、斷案的地方。時到如今,縣衙前後左右四條街巷周圍大多是民居了,也有少量門麵很小的商號。東西走向的縣前、縣後街較短,而南北走向的縣東、縣西兩巷則是老城內的南北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