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文學潮流都被賦予了崇高的使命、積極的意義，但它們發生在商業社會的環境下，不可能完全脫離商業味。商品大潮並非洪水猛獸，因此兩次文學潮流在文學史中所留下的深刻印記恰恰說明了《鍾山》將文學與商業聯姻的成功做法。雖然功不可沒，但編輯們沒有被一時的成功衝昏頭腦，主編趙本夫說：“‘新寫實’、‘新狀態’乃至兄弟刊物曾經提倡過的各種‘口號’，在當時的情況下，畢竟隻是一種即時性的舉動，具有明顯的階段性和專指性，相應的文學潮流一旦過去，這些‘口號’也就成為曆史。”曆史過去了，但《鍾山》的求索之路並未停止。
第四節堅守與進取之路
世紀之交，文學刊物的前途遭到了嚴重的考驗。許多刊物失去或被迫大大縮減了政府財政的支持，《上海文學》、《江南》、《鍾山》亦不能幸免。加之當下文學的邊緣化地位，紙質媒體被網絡等電子媒體排擠，它們似乎也失去了昔日的輝煌。如何在重重擠壓中殺出一條血路來？
麵對萬變的市場，這三家刊物始終堅守著自己的特色：“不薄名人愛新人”，並依然宣稱“將至少五分之二左右的版麵留給文學新人，因為文學的活力永遠在文學新人身上”，並將第1期的專號奉獻給了“新人”。
另一種堅守來自於編輯隊伍。刊物的編輯對稿件質量具有顯著的影響。對此，吳義勤有著精辟的論述：“編輯的趣味、編輯的修養、編輯的能力才是主導文學走向的真正砝碼。編輯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他是文字王國裏的上帝，隻有他才掌握著決定一個‘文本’是活著還是死去的‘生殺大權’。……在我看來，唯一能製約編輯的權力不偏離文學軌道的力量就是編輯自身的文學良知和文學能力。”的確，刊發怎樣的作品、組織何種有益於文學發展的活動，都最終取決於刊物編輯的素養。
這三家編輯都有著敬業的優良傳統。以《鍾山》為例，該刊編輯之一的俞黑子曾寫過一篇懷念已故老編輯蔣壽山等人的文章，其中提到蔣老在臨終前“從容地交代遺願。其中的一條是把他編的稿子都發掉。……說：‘業餘作者寫稿很難……蘇雷，黃蓓佳，孫華炳……
一共七篇，一定要幫我發掉……’我從他霧蒙蒙的眼神裏看到的竟是一絲懇求”。他說蔣壽山、吳冰、李春光三位故去的編輯“堪稱稿癡”，稿件對於他們來說“多多益善，從不嫌費神，終日以稿為伴，終年以稿為侶”。“我曾有幸在編輯樓裏住了五六年。許多老編輯家中，一無長物，被貧下中農再教育過的搖搖晃晃的床，格吱格吱響的桌椅板凳，到處攤得滿滿的都是來稿和清樣。自己珍愛的藏書倒塞在床底下。他們吃的是鹹菜稀飯加格子紙，吐出來的卻是滿足人們精神饑溫的奶漿。”老一輩的榜樣是感人的，在他們的影響下，《鍾山》編輯對待作家與讀者的認真負責的態度成為傳統，也成為佳話。主編趙本夫頗有清名，走馬上任後，他“不在自己主編的刊物上發表小說作品”，也“不過多地過問刊物的日常編輯工作，極力為期刊的健康發展創造寬鬆的外部環境”。
編輯的敬業精神還體現在他們對於作家的關愛上。尤其對於新作家來說，這種態度無疑帶來了巨大的感召力。作家葉彌回憶初出道時所受的扶植：“我的本名叫周潔。……1996年，我的中篇小說《成長如蛻》托《雨花》雜誌的薑利敏先生轉給《鍾山》，賈夢瑋看過以後決定發表，但他和徐兆淮先生都建議我用一個筆名，原因也是我的本名太大眾化。”身為編輯，建議作家取筆名本不在他們工作的範圍之內，但為了更好地推出新人，他們連這樣的細節也不放過，這一方麵固然體現了編輯們對待作家誠懇負責的態度，同時也體現出他們對於文學市場規律的敏感。如果說對新作家必須進行“包裝”的話，似乎有些銅臭味了，但當下的文學期刊生存的環境並不容樂觀，它製約著編輯們必然要考慮到市場的運作規律，所以，在一如既往地重視作品質量的前提下，談“包裝”也並不是可恥的事情。更何況，正是在這種積極“入市”的精神指導下，《鍾山》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保持不敗的地位。這種既強調文學的人文精神，又不忘迎接商品經濟的挑戰的務實態度，正是《鍾山》的編輯們所特有的開放、包容精神的又一次典型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