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丁帆的《論新時期文學精神的蛻變》與李劼的《論中國當代新潮小說》在《鍾山》上的發表，可以視為對先鋒小說的一個階段性小結。丁帆較多地從創作與批評的新質上來把握它：“人們較多地把目光轉移到對實驗文體的關注”，對作品“更多是從人的生存意識、生命意識的角度，從對小說載體的新的敘述形態的角度來闡釋它們”；他也看到了“他們（指作家們——筆者）突破了文化心理機製的巨大障礙，從皮相的借鑒和簡單的模仿開始，很快就進入了一個新的審美境界。當然這種審美意識變遷的成長土壤並非完全依靠一代有心智作家的主觀意念，更重要的是商品經濟的客觀發展給人的心理世界所帶來的現代惶惑感、孤獨感、渺小感、失落感……為新的審美意識提供了向現代主義思潮逼近的可能條件”。“‘現代人的焦灼感’正在中國文學的審美河流中遊蕩著”，商品經濟不僅使人們的審美心理發生了變異，並且也威脅著“純文學”的生存，“‘純文學’的作家們也應當看到這樣一種危機——正因為商品經濟的發展製約了人們文化心理的變異，因而，‘純文學’在‘商品化’的社會裏幾乎獲得不了多少讀者（說得刻薄些應是消費者），當然這和民族文化素質低下等諸因素有關，而‘大眾文學和通俗文學’雖沒有高雅的藝術格調，但它以龐大驚人的銷售數字滿足了消費者的娛悅，無疑在這場‘商品化’的競爭戰中，它是勝者”。
丁帆的論述是較為客觀公正的，他沒有因為商品大潮的湧現而驚慌失措，采取退避或絕然反抗的姿態，而是實事求是地論證了“商品化”形勢下讀者審美期待的改變。他的文章是嚴謹周密的，顯示出較強的邏輯性和學理性，但遺憾的是，文章沒有為我們提供對文學走向“改變”之後的進一步思考。因此，“純文學”所麵臨的局麵自然顯得有些悲壯，它的前途也顯出了幾分撲朔迷離。
李劼的分析比較細致，是屬於梳理性質的。他將新潮小說分為“文學尋根運動”，劉索拉、王朔、徐星等人的“現代觀念小說”（他認為他們的作品“主要是體現了現代的生活觀念和行為方式”，在文學本體上，與尋根小說類似），莫言、殘雪、史鐵生等的“新潮小說創作”及“馬原的形式主義小說”（還包括趙伯濤、蘇童、孫甘露等一批在形式上追求怪異效果的作家作品）等。這樣的區分更為細膩，也與尋根文學形成了一個有機聯係的整體。通過這番小結，有關先鋒小說的特點、幾個發展階段、主要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傳統審美心理的改變等問題都得到了一個相對較完整的歸納。同時，他們也敏銳地捕捉到商品經濟的發展對文學發出的威脅警告。這兩篇連續刊登於《鍾山》上麵，顯見是話題的重要性引起了《鍾山》編輯們的注意，或許我們可以作這樣的猜測：發端於1989年的“新寫實小說大聯展”便是這種關注的一個結果。
《鍾山》的第二個特色是關注“新寫實”與“新狀態”。1988年第3期上刊登了葉曙明的作品及有關評論。該評論指出其作品中的“壓抑心理”：“你把人物壓抑心理病源歸咎於城市。那些心理壓抑的小人物，對城市都流露出一種厭倦感。在他們眼中，或者說在你眼中，大都市麵目總是煙霧迷蒙”。顯然，現代意義的都市、商品大潮已經悄然進入文人們的視野，引起了他們越來越多的關注。
1988年10月，《鍾山》編輯部召開“現實主義與先鋒派文學研討會”，我們通過問題爭論焦點的回憶可以看出“新寫實小說”誕生之初的一些混亂情況：話題是由探討近年來文壇上出現的所謂現實主義文學複蘇這一現象挑起的。王幹試圖用“後現實主義”來概括劉恒、劉震雲等類似作家的創作，他提出“後現實主義”的三個特性：（1）還原生活本相；（2）從情感的零度開始創作；（3）作者、讀者共同參與創作。遭到了與會者的頻頻提問駁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