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醫院裏，阿韋爾巴赫教授直言不諱地告訴保爾，他不會有恢複視力的可能了。希望微乎其微，如果炎症能夠消失，可以試試做瞳孔手術。他建議先消炎，然後再做手術。
他們尋問保爾。保爾表示，凡是醫生認為可以的，他都服從。
當他第三次做手術時，死神又差點奪走他的生命。然而保爾的生命力很頑強。達雅焦急地守在外麵，過了很長時間，才看見丈夫那虛弱的卻還麵帶笑容的臉龐。
“好姑娘，別難過，我不會輕易死掉。我不能死，哪怕是有意和那些醫學專家作對也好。他們對我病情的說法完全正確，然而寫個證明，說我完全失去了勞動能力，那就不對了。我會證明給你們看的！”保爾堅定了自己的道路，決心回到建設者中去。冬去春來，春天已經在外界顯現了出來。保爾動完了最後一次手術，總算是活了過來，但已衰弱不堪。他覺得自己再也不能呆在醫院裏了。他難以忍受這裏淒慘的環境。
醫生建議他再作手術，他冷漠地說：“得了吧。我受夠了。我已經貢獻給了科學一些血液，餘下的血讓我幹點別的事。”
當天，保爾就致信中央委員會，要求在莫斯科安家，由於他妻子的工作就在這裏，他再住院也沒什麼用處了。他一生中第一次請求黨組織給他幫助。莫斯科市蘇維埃給他分了一處房子。所以保爾走出了醫院，他希望自己不要再走回頭路。
他就住在克魯泡特金大街一條偏僻的胡同裏，很簡樸，可是在他看來，已經很豪華了。夜裏醒來時，他還不敢相信，他已經出院了。
達雅已經入黨了。她工作勤奮，盡管個人生活特別苦，但她並沒有被拋下。工人們相信這個默默無聞的女工：她當選為工廠委員會的委員。保爾由於這個而感到自豪，病情也好像減輕了很多。
有一次，巴紮諾娃因公務來到莫斯科，並來看望保爾。他們談了很久。保爾興奮地向她講述了他所選擇的道路，正是走了這條道路，他將來一定能重回戰鬥崗位。巴紮諾娃發現保爾兩鬢已有白發，便輕輕地說：“我看得出，您受了很多苦，您那火一般的熱情還在劇烈燃燒。還有什麼比這更寶貴呢？您已經籌備了五年，現在開始寫，這很好。可是您計劃怎麼寫呢？”
保爾笑著安慰她說：“明天他們會給我一塊板夾子。沒有這塊板夾子我寫不成字，會把不同行的字重迭在一起。我用了很長時間想辦法，才想出一個好主意，就是在硬紙板上刻出一條條空格，這樣我的鉛筆就劃不到格子外麵去了。我看不見寫出來的東西，寫起來是很費勁，但也不是沒希望做到。這一點我很自信。我試了好久，開始一直不行，然而現在我慢慢地寫，而且寫每一個字母都是認認真真，結果寫的字還可以。”
保爾開始寫作了。他計劃寫一部關於英勇的科托夫斯基騎兵師的中篇小說，不用想書名就出來了：《暴風雨所誕生的》。從那時起保爾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創作中去了。他緩慢地，一行又一行，一頁又一頁地寫著。他忘記了一切，所有精力都沉浸在書中的人物形象當中，也剛品嚐到創作的困難：有時候那些活生生的、讓人難以忘懷的景象真實地反映在腦海裏，可是沒法用文字寫出有生命和激情的話來。
已經寫好的東西一定要得記住。否則，線索一斷，工作就麻煩了。母親不安地看著兒子工作。在寫作過程中，他一定要得記住很多東西，母親卻認為兒子發瘋了。保爾寫字的時候，她不敢走近他，隻有當替他撿起滑落在地上的手稿時，才膽怯地說：“孩子，你最好還是做點別的什麼事吧。沒有見到像你這樣的，總是不停地寫……”
保爾見母親心痛自己，就調侃說，他還沒瘋呢。計劃中的小說已寫完了3章。保爾把它寄到敖德薩給科托夫斯基師的一些老同誌讀一讀，看看他們有什麼意見。他很快就收到了回信，大家都表揚了他。然而手稿在寄回的途中竟被郵局弄丟了。6個月的心血全白費了。這對他打擊很重。他當時沒留副本，把僅有的一份底稿寄走了，現在後悔的不得了。他把手稿丟失的事告訴了列傑涅夫。列傑涅夫說：“你太粗心了，這怪不得別人，你要冷靜下來，重新開始！”
“你讓我怎麼不發火呢？因諾肯季·帕夫洛維奇！我6個月的努力全給毀啦！這是我每天拚命工作8小時的成果嗬！現在居然還有這麼多不負責任的人，他們真是該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