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阿爾青緊鎖雙眉閱讀兄弟來信的同時，保爾正在醫院裏同巴紮諾娃告別。她把手伸向他，問道：“您明天就去克裏米亞嗎？今天你在什麼地方住？”
保爾回答說：“羅德金娜同誌立刻就要來了，今天一天我就在她那裏，明天她送我上火車。”
巴紮諾娃與多拉相識，由於她經常來探望保爾。“保爾同誌，您還記得嗎，我們說過您臨行前跟我父親見見麵的事嗎？我把您的身體狀況詳細告訴了我父親，今天晚上，我的意思是讓他替你檢查一下身體。”
保爾馬上同意了。當天晚間，保爾由巴紮諾娃領到她父親的辦公室裏。這個著名的外科醫生檢查了保爾的X 光片和分析報告。巴紮諾娃聽了她父親用拉丁語說的很長的話後，臉色突然變得很難看，這引起保爾的注意。保爾盯著教授的禿腦袋，想透過他的眼睛看出一點事情來，結果令他很失望。
保爾披上了衣服，巴紮諾夫禮貌地告辭走了。他要去參加一個會議，叮嚀女兒告訴保爾診斷結果。
保爾坐在設置得很雅觀的巴紮諾娃的房間裏等他談話。可是她不知道怎麼開口，她很為難。父親對她說，保爾體內有種致命的炎症正在漫延，醫學上現在還無法治療。教授認為不應該再進行外科手術。他說：“這個年輕人正麵臨著癱瘓的悲痛，而我們卻束手無策。”
作為他的醫生和朋友，她不能把所有情況和盤托出，隻向他說了一部分實情，並且琢磨了半天說：“柯察金同誌，我認為，葉夫帕托裏亞的醫療法會對您的身體很好，秋天的時候你就可以重新工作了。”
但她說這些話的時候，忘了保爾的眼睛是很有洞察力的。
“從您的話裏，更準確地說，從您沒說出來的話裏，我已經清楚我的病情很厲害。您忘記了嗎？我曾經請求過您對我永遠要說老實話，不需要遮掩什麼。我決不會倒下去的。然而，我想知道，我身體將來會怎麼樣。”保爾說。
巴紮諾娃和他調侃了幾句將事情搪塞過去了。那天晚上，保爾還是不知道自己的真實病情。他們分別的時候，巴紮諾娃輕輕地說：“柯察金同誌，請記住我們的友誼。您的生活中可能會有各種的情況發生，假如將來你需要我的幫助，那麼就寫信給我，我會竭盡所能。”
她望著窗外的保爾，艱難地拄著拐杖，從大門口蹣跚地走上一輛四輪馬車。
又來到葉夫帕托裏亞，天氣依然很熱，那裏有戴著繡金圓帽、曬得黑黑的喜歡大吵大鬧的人群。汽車在不長一段時間就把旅客送到那灰色的石灰石建成的兩層的“邁納克”療養院去了。
值班醫生把他們分別帶入各自的房間。“同誌，您的療養證是哪裏的？”他站在n 號房間門口，很有禮貌地尋問保爾。“烏克蘭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那您就同埃布納同誌住一個房間吧。他是德國人，想和俄羅斯人作伴。”醫生簡單介紹了一下，就過去敲門了。
房裏的人用生硬的俄語說：“請進。”保爾走進屋，放下箱子，轉身看到一個英俊的德國男子。德國人衝著他友好地笑笑。
“Gutten Morgen，Genose，我想說，你好。”他改用俄語說，同時伸出了自己的細長而蒼白的手。
過了一會，保爾已經和他坐在一起了，兩人用統一的“國際”語言起勁地交談起來。用這種語言說話，詞語隻是個輔助角色，難理解的地方都靠猜測、手勢、臉部表情——總之借助不是文字的世界語的一切交際手段來處理。通過交談，保爾知道埃布納是一名德國工人。
在1923年的漢堡起義中，埃布納股骨上挨了一槍，如今舊傷複發，又臥床不起。盡管傷痛很重，但他精神狀態特好。保爾對他馬上產生了敬意。
埃布納是保爾最好的病友，他不會一天到晚述說自己的病情。相反，你和他在一起會忘記自己的病痛。
“遺憾的是我不懂德文。”他想。在花園的角落裏有幾把搖椅、一張竹桌、兩把手推輪椅。五個病人每天治療完畢，全天就在這裏消磨時間，因此他們五個人就有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的稱號了。
埃布納和保爾各躺在一把輪椅裏，醫生不允許他下地行走，另外三個人是：克裏米亞共和國貿易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體質健壯的愛沙尼亞人魏曼；有著褐色的眼睛，看起來特年輕的拉脫維亞人瑪爾塔·勞林以及上了年紀、身高體胖的西伯利亞人列傑涅夫。確實，這裏共有五個民族：拉脫維亞人、愛沙尼亞人、德國人、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瑪爾塔和魏曼懂德語，然後埃布納就請他們當翻譯，保爾和埃布納由於住在同一間病房而成了朋友。瑪爾塔和魏曼與埃布納由於語言相通親近起來，而象棋使列傑涅夫和保爾成為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