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排保爾發現了紮爾基。兩人在保爾房間裏談了很長時間。紮爾基正在一個專區黨委會裏從事宣傳工作。
“你知道，我已經結婚，馬上就要做孩子的父親了。”紮爾基說。
“是嗎？你娶了誰？”保爾驚奇地問他。紮爾基從上衣側袋裏拿了一張照片給保爾看。“還認識嗎？”照片上是他和安娜·博爾哈德。
“杜巴瓦現在在什麼地方？”保爾更加奇怪了，就問他說。
“杜巴瓦在莫斯科。被開除黨籍之後，他就從共產主義大學裏出來了，現在在莫斯科高等技術學校學習。聽說，他又重新入黨了，真不應該！他已經不知悔改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什麼地方嗎？他現在是造船廠的副廠長。我不大清楚別的人的事。我們沒有聯係。現在大家在什麼地方工作的都有。不過老朋友能見麵，談談往事總是令人愉快的。”紮爾基說。
這時，多拉和幾個人來到了保爾的屋內。一個大高個的坦波夫人關上門。多拉看了看紮爾基胸前的勳章，問保爾：“和你坐在一起的那位同誌是黨員嗎？他在什麼地方工作？”
保爾不知道怎麼回事，他簡單地談了談紮爾基的情形。
“他可以留下。剛有幾個從莫斯科來的同誌，要對我們講講黨內最近的消息。我們認為就在你這裏開個內部會議吧。”多拉解釋說。
集合在這裏的人，除了保爾和紮爾基以外，全部是老布爾什維克。莫斯科市黨的監察委員會委員巴爾塔舍夫說有關以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組織的反對派的情形。
莫斯科市監察委員會委員巴爾塔舍夫是個又低又壯的人，50歲左右，早先在烏拉爾作過翻砂工。他開始講話了，說話聲音低低地：“是的！事實就是這樣，終於發生了我們早先預感的事，出現了‘新的反對派’。至於說到他們的領導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所聯係的不是別人，就是托洛茨基。他們同流合汙，現在這幫各種各樣的反對派拚湊成的大雜燴就要采取行動了。”
從坦波夫來的檢察員間斷了巴爾塔舍夫的話，說：“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我曾告訴同誌們說：‘你們牢記我的話吧，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還會跟托洛茨基勾結的。’由於當季諾維也夫領著一幫列寧格勒的代表一味地堅持與大會相反觀念時，托洛茨基在旁邊不作聲，隻是看風趣，心裏或許在想，你們這些狗崽子，全為了‘十月革命的教訓’，總是攻擊我，要徹底打倒我，而現在自己也掉在這個泥坑裏去了。那時有人不同意我的說法，說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跟托洛茨基主義戰鬥了多年，在各個關鍵時刻都公開指責托洛茨基主義是黨內的異己派別，他們永遠也不會背離布爾什維克主義，決不會聽命於一味同他們展開長期鬥爭的人。可是你看看結果吧？昔日的敵人和思想上的對頭今天已經成了摯友，由於他們都在瘋狂地反對布爾什維克的黨中央，為了這個他們不惜勾結任何人，不惜犧牲自己所有的規則，放棄自己過去所堅持的立場。這些原則和立場現在已被他們所拋棄。雖然同托洛茨基聯盟會玷汙他們過去在布爾什維克的名聲，但他們早就管不了這些東西了。這個無紀律的聯盟同1912年8月聯盟有很多相同之處。現在也好，過去也好，揮舞指揮棒的都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這次的合作，其卑鄙程度不低於他們在十月革命武裝起義前夕所提出來的膽怯的後退。這種人，”坦波夫人瞅了多拉一眼，忍住了，一句罵娘的髒話沒說出來，“見鬼，差點要罵人了！我真沒見過這種事。”坦波夫人講完了。
“各種現象表明，這個聯合起來的反對派最近即將向黨發動進攻了。這些不斷出現的小集團，他們的目的就是製造混亂，破壞黨的團結統一。我不清楚，什麼時候這些事才能結束。我們對他們實在過於放任縱容了。照我看來，應該把這些專門胡作非為分子和反對派統統清除出黨。我們在跟這些反黨分子的戰鬥上浪費了多少精力和時間嗬。”多拉憤慨地說。
老人梅伊茲然一直不吭聲地在聽大家的講話，這時，他說：“朋友們，我們不能耽擱時間了，我們一定要走了。在療養院多住幾天，少住幾天，沒多大區別，但在這樣緊要的關頭我們一定堅守自己的崗位。我明天就動身。”
“我們在這種趨勢之下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巴爾塔舍夫接著說，“我明天就走。”
會議召開以後第三天，療養院的人都不見了。保爾也提前出院了。
他沒有在團中央逗留太長時間。保爾到一個工業專區擔任專區團委書記。一周之後，他已經發表第一次演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