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爾站了起來，把拳頭握緊，感到他的心呼呼亂跳。“像科羅塔耶娃這種女人，你想讓老天來幫你就弄到手。然而我又不願意放過她。況且我跟格裏博夫還賭了一一打波爾圖葡萄酒呢。然後我就開始利用計謀，常去看她，一次，兩次。但她隻是斜著眼睛看我。當時關於我的閑話不少，可能也讓她聽到了……一句話，這次進攻失敗了。然後我就采取迂回戰術，是由於做錯事。”
“哈哈！……你懂嗎？我對她說，我上過戰場，殺過很多人。我說，我吃了很多苦，然而至今沒有找到個貼心的女人，像一條狗似的過著孤單的生活，沒人關心……我就如此胡編亂造，如此這般地總是訴苦。總之，去找她的弱點。我在她身上下了不少功夫。一度，還真想放棄這場滑稽戲算了。然而這件事關係到我的原則問題呀！我不能罷手，要堅持我的原則……最終把她搞到手了。結果我碰上的是處女呢。哈哈！……嗨，太有勁了！”
法伊洛還在不停地說他那無恥下流的故事。保爾不知道他是怎樣衝到法伊洛身邊的。他憤怒地喊道：“你是個畜生！”
“你偷聽別人的交談，到底誰是還不一定呢？”保爾肯定還說了些什麼，因此法伊洛一把揪住他的胸襟，說，“你竟敢侮辱我！？”
說著，他打了保爾一拳。那時，他喝多了。保爾抓起一隻橡木小方凳，一下就把法伊洛擊倒在地。幸虧他口袋裏沒有槍，這樣法伊洛才沒被打死。然後就發生了保爾要走卻上了法庭的荒唐事。黨組織的全體成員都集結在市劇院裏。所有人都被震動了，所以這次審判發展成為一場關於道德問題的激烈辯論。黨員日常生活準則、人際關係以及黨的倫理道德等問題成了辯論的重點，審理的案件反過來退居次要地位。案件不過是個引子而已。法伊洛在法庭上的行為是挑釁性的，他故意擺出一副笑臉，人民法庭當然會審理清楚他的案子，保爾的行為應判處強製勞動，他一直不回答問題。
“怎麼你們想利用這件事和我為敵？對不起，辦不到。你們可以把任何罪名硬加在我的身上，但婦女們這麼恨我，那是由於我從不理睬她們。不值得一提。要是這件事發生在1918年，我早就以自己的方式同柯察金算帳了。現在，我不必在這也能解決問題。”說完他就揚長而去。
法庭主席要讓保爾講事情經過。保爾心平氣和地開始敘述，然而大家都能體會到，他在努力控製自己。他說：“這裏所討論的事情之因此會發生，是由於我沒能把握好自己。以前，我用武力多，動腦子少，但這樣的時期早就不存在了。如今又發生這樣的事，法伊洛腦袋上被打一下之後，我才知道錯了。近幾年來，我這種遊擊作風還是首次暴露。雖然他該打，可我的行為也過激。法伊洛的所作所為是我們共產主義者生活中一種很不好的現象。我不能理解，一個革命者，一個共產黨人，怎麼可以還是一個淫棍，一個混蛋，對這種現象我永遠要戰鬥到底。這件事讓我們開始討論關於生活方式方麵的問題。這是整個事件中唯一一種有進步意義的方麵。”
會議明顯優勢通過決議，將法伊洛開除黨籍。格裏博夫由於作偽證受到嚴重警告處分，剩下的參加談話的人都認識到自己的錯，還挨了批評。巴爾捷利克把保爾的病檢報告交給法庭。黨的檢察員認為給柯察金警告處分，全都反對。所以，他把提議撤回。保爾終於被宣布無罪。
過了幾天，保爾坐火車去了哈爾科夫。經他再三堅決要求，專區黨委認為可以調他去烏克蘭共青團中央委員會，給他製了一個特別好的評語，接著他就走了。阿基姆現在是書記之一，保爾告訴了他所有的事情。
阿基姆看了一眼鑒定書。在“對黨無限忠誠”的後麵寫著：“具備黨員應有的涵養，隻是個別場合，表現暴躁，有時情緒波動很大，原因是他腦神經受損。”。
“保夫魯沙，他們還是在鑒定上寫了此事。你別難過，即便很頑強的人，這種事情也難免不發生。上南方去，把身體養好。等回來後，再考慮你的工作問題。”
阿基姆激動地握住他的手。這裏是中央委員會的療養院，花園裏有花圃，噴泉，葡萄。休養人員全部穿著白色的休養服或浴衣。一個年輕的女醫生替保爾辦了手續。在拐角上一幢樓房就是他的房間，非常寬敞，床單潔白耀眼，每一個角落都非常幹淨。保爾洗了澡，換上了衣服，感到很舒暢，便向海邊走去。
壯麗而寧靜的大海呈現在他眼前。那深沉的海天一色，像大理石一樣，陽光映在水麵上像是著了火一樣，透過霧氣，隱約看見了群山，保爾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療養院的旁邊就是花園，人們要是從海邊回來，總是路過這裏。在灰色的石牆旁邊有一棵梧桐樹，保爾就喜歡呆在樹蔭下，這裏很僻靜，是個休養的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