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樂知（Young J.Allen）1836年出生於美國佐治亞州，青少年時代在家鄉讀書時就加入了基督教美國南方監理會。1858年畢業於佐治亞州的一所大學，1859年底奉派來華，並於次年7月抵達上海。1864年3月，經人介紹，林樂知被聘為上海廣方言館英文教習，這是他在中國第一次從事教育活動。1868年，他創辦《教會新報》。1870年初，廣方言館移人江南製造局內，與翻譯館同處一樓。1871年，他又被聘為翻譯館譯員，此後十年，他身兼教習、譯員、編輯、傳教士四職，上午教書，下午譯書，晚上辦報，禮拜日說教。
1881年，林樂知辭去廣方言館和翻譯館職務，在上海創辦中西書院。中西書院的宗旨是中學與西學並重。林樂知認為，中國此前的學校，不是偏重中學（如普通書院），就是偏重西學（如一些教會學校），這兩者都不適應中國文明進步的需要。中西書院的西學課程，是林樂知親自製定的；其中學課程，則由他的助手沈毓桂負責製定。與一般教會學校不同的是：學校所設課程中沒有必修的宗教課。禮拜日有講經課，學生可以參加，也可以不參加，學校更不強迫學生當教徒。這種比較自由、寬鬆的氣氛，對那些既想學西學、又不願當教徒的買辦、富商來說，當然就有較強的吸引力。
1912年，中西書院遷往蘇州，並人東吳大學，上海昆山路原址後來成為東吳大學法學院。中西書院曆時30年，培養了不少人才，受到北洋大臣李鴻章的器重，至1894年，他已調用該校畢業的學生200多人，讓他們到電報局、武備學堂等機構中工作。
1876年，林樂知出版了他的《中西關係略論》，首次就中國外交、內政問題係統發表意見。全書分四卷，卷一是全書的中心，首先節錄一些大臣有關變通陳法、興辦洋務、破格選拔人才、妥善處理中外關係、向外國派遣使臣領事等問題的奏稿，然後是他本人的議論。卷二首論天道之學即基督教傳教問題；末論鴉片之害。卷三論回教及西域問題。卷四為附錄，有赫德的《局外旁觀論》、威妥瑪的《新議論略》等。
林氏在自己書中所說的一些意見，雖然片麵性很大，但他對中國落後方麵的批評，卻是擊中要害，而且相當尖銳。他批評的三個方麵是：迷信、鴉片、科舉。他批評迷信，在總體上拿科學與迷信相對比，認為科學興則迷信滅，科學衰則迷信盛；關於鴉片，他不但一般地說明了鴉片對人體健康、對國家經濟、對社會風氣的破壞作用，而且還試圖從中西文化的差異方麵對這個問題加以闡釋；對於中國的科舉製度，林樂知認為它最大的弊端是一個“空”字，無病呻吟，不切實際，結果導致國家貧弱不強。
林氏書中的許多具體結論，不一定能為中國人所接受，但他思考問題的方法，他對社會問題的敏銳觀察，對當時的中國思想界無疑具有警覺作用。林樂知對迷信的駁斥，對科舉的抨擊，是後來中國啟蒙思想家常說的話題。1892年，《中西關係略論》經林氏自己修訂增補，曾由格致書室重印發行。
在林樂知所譯編的書籍中，最為著名的一部是《中東戰紀本末》。此書由蔡爾康筆述，於1896年4月出版。初編八卷，1897年增出續編四卷，1900年又出三編四卷，初編、續編、三編合計16卷。
《中東戰紀本末》是有關中日甲午戰爭的資料、評論彙編。中東，即指中國與日本。該書有兩方麵內容使讀者震撼，一是有關戰爭過程資料的披露，二是對於中國落後方麵的批評。林樂知的批評與建議題為《治安新策》，從八個方麵批評了中國存在的積習，直言不諱，措辭激烈。他認為，八大弊端相互聯係，相互影響：驕傲必人於愚蠢，愚蠢則流於怯懦（qienuo，膽小怕事），怯懦必工於欺誑（kuang，欺騙），暴虐（bao nue，殘暴狠毒）則忘仁愛，貪私必昧於公廉，因循則難於振作，遊墮又怎能忠敬！
林樂知在序言中表明了他譯編《中東戰紀本末》的意圖，那就是為了促進中國的變法。《中東戰紀本末》問世以後，在中國社會引起強烈反響。對於急切需要了解中日甲午戰爭的起因、經過、內幕以及中外各界看法的士大夫，對於正在醞釀變法維新的中國社會，該書無異於雪中送炭。該書初版2000部很快就銷售一空，因此廣學會（傳教士所辦出版機構。初名同文書會，1887年成立於上海，1894年易名廣學會）決定立即再版，再版數量比初版還多。《中東戰紀本末》還曾受到李鴻章的好評，得到光緒皇帝師傅孫家鼐（nai）的稱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