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西方文化中的學術民主傳統比中國要深厚得多。反觀中國古代社會，除了在春秋戰國時期曾有過並不長久的“百家爭鳴”的學術民主興盛期外，學術民主一直因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而備受壓製：秦始皇“焚書坑儒”，進行文化上的清洗；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此後儒家學說在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獨占鼇頭、雄霸千年，使其他諸多學派的學說或中道而絕，或隻能改頭換麵依附於儒學，或隻作為少數學人孤芳自賞、不為統治階級和大眾認同而得普遍傳習流布的“異端”；隋唐開科取士，科舉製度化成為統治階級扶植正統思想、壓製非主流文化的有力武器，把廣大學者士人的注意力集中到少數幾本儒家經典上，極大地限製了人們的思想自由以及進行多方位學術研究的可能和熱情；清朝入主中原後，還曾大興“文字獄”，學者們人人自危，思想自由和學術民主更無容身之所。加之中國地理環境是三麵陸地、一麵臨海的地形，容易造成一種隔絕機製，阻斷中國與外部世界更多的交往，曆史上大多數朝代均奉行閉關鎖國政策，加之中國“大一統”的封建宗法社會結構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影響，中國吸收外來文化可說是桎梏重重，中國學術界惟我獨尊、以華夏天朝自居、視外邦為夷狄心理日盛。特別是隨著中國封建社會走入末期，中國文化的保守性排外必不斷增強，漢唐時兼容並蓄的包容性文化古風已明顯減退，明清之際有大批知識分子積極關注西方傳教士帶來的先進科技文化，但反對勢力更為強大，甚至有人盲目地認為：“中國之教，自伏羲以迄周禮，傳民有要，閱道有宗，天人之理，發泄盡矣。”（《聖朝破邪卷》。）
西方這種對學術民主的重視、積極謀求對外文化交流和學術更新的心態，和中國長期封建專製對學術民主、思想自由的鉗製以及在封建社會末期的夜郎自大、盲目排外的學術心理形成了鮮明對比，也成為西方創造燦爛的資本主義文化的強固思想基礎，而曾輝煌一時、為四方崇仰效仿的文明古國——中國，卻因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方麵的落後，成為近代資本主義列強競相欺淩、壓迫的對象，直到新中國建立後，重塑學術民主、改革開放，強調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才使中華民族在21世紀實現偉大複興有了現實可能性。
主要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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