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城市文化是一種“開放型”的動態文化，而農業文化是一種“內斂型”的靜態文化。城市中商人進行商業活動要求的是社會流動，而農業經濟奉行的是自給自足，各安其位；城市文化追求自由開放的空氣，而農業文化則以重穩求實為特征；城市文化是一種張揚自我個性的創造性文化，而農業文化則是一種強調整合與劃一的趨同性文化。商業活動要求在盡可能大的範圍內進行貿易活動，實現人、財、物的自由流動，以謀求利益最大化，故此與外界的交流較為廣泛，因而比較容易培養開放的文化心態，文化上的盲目自大和排外心理相對農業社會為弱，易於吸收外來文化為己所用。例如，盛極一時的古羅馬文化就充分繼承了希臘文化的傳統，並在羅馬帝國對外擴張的過程中，汲取了東方文化的許多養分，並加以改造，形成了既有民族文化特質又有外來文化特色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內涵。同時，城市文明往往比農業文明先進，更符合現代化的要求，在人類要求文明進步的思想影響下，城市文明的傳播趨勢是不可阻擋的，城市文化也隨著文明的傳播滲透到其他文化當中。比如，波斯、馬其頓、羅馬等帝國在對外擴張征服的過程中，均把本國的城市文化傳播到所征服的地區，也在一定程度上將被征服地區的文化帶回本國，客觀上促進了人類文化的交流。尤其是在西方資本主義殖民運動過程中，由於資本的擴張本性和城市人口的易飽和性，西方城市文化更是伴隨資本主義殖民活動傳播到了亞洲、非洲、拉美、大洋洲等各殖民地，例如最典型的移民國家美國的文化便是多元性文化，英、法、德、意、愛爾蘭等國的本土文化都在美國文化中打下了各自的烙印。20世紀初，馬克思·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著重強調了基督教精神與商業文化的一致性，提出追求財富與金錢的活動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也不是一種罪惡，無止境地追求利益是應當和必要的。深厚的功利主義傳統，確立了一種為工業化積累財富、不斷增殖生產力的價值導向，使此時的西方社會形成了勤儉、進取的道德觀念，對西方城市商業文明是一種強大的助推劑，也是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內在動力。相比較而言，中國作為農業國家，其主導文化卻是內斂性的農業文化。在古代中國，“知書達禮”是衡量人的重要標準，封建宗法社會揚“本”（農業）抑“末”（商業），重義輕利，典型倫理道德型社會對城市商業文明的興盛是強大的桎梏。
第三，商業城市文化中蘊含濃重的公眾或集團意識。古代希臘羅馬由於氏族社會解體比較徹底，故集團生活取代了血親家庭生活成為社會的重心。古希臘城邦政治學的代表蘇格拉底、柏拉圖等人對如何使個人利益更好地與城邦的集體協調，以促進城邦的總體發展作了許多深入的探討。“斯巴達人白晝處於露天之下，夜宿營幕之中，飲食相共，人無獨居之時，亦罕家庭生活”（桑戴克：《世界文化史》（馮雄譯）。），便是當時西方社會集團生活的一個極端寫照。基督教成為西方中世紀社會主導意識形態後，強調上帝絕對惟一性、兼愛同仁、以上帝為父、人人皆如兄弟姐妹之親、超脫世俗，這推翻了各家各邦的家神邦神，打破了家族小群體和階級製度，人人均團結在超家族的組織——教會之中，這種風尚在城鄉均比較明顯。10世紀末西方商業城市複興之初，各地都趨向自主，極盛時期的一些大城市儼然一個獨立國家，有主權、有海陸軍隊，對內實施統治，對外進行外交，近代民族國家興起後，在一個統一國家下，許多城市的自治權還是相當大的。現代西方商業城市中，集團生活的趨向更加明顯，家庭親族的概念相當淡薄，個體均處在大至國家、小至公司的各種利益集團當中。長期處在城市集團生活的鍛煉當中，西方人逐漸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包括公共觀念、紀律習慣、政治能力、法製精神等在內的“公德”觀念。而古代的中國文化是以家庭為本位的宗法製社會，有“家國同構”、“家天下”的傳統，個人對家庭的依賴較重，社會公共意識則比較淡薄，由於城市沒有自治傳統，而歸於封建大一統的君主專製體係下，故難以產生民主、法製等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