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城市的商業文明是西方近現代法製興盛的重要原因。古希臘文明是典型的海洋文明，古希臘最早的居民是從歐洲大陸遷徙而來的，湯因比認為“在民族大遷移的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成果是形成了新的不是以血族為基礎，而是以契約為基礎的政治傳統（《曆史研究》上卷，P132。）。古希臘在城邦形成、發展的過程中，又采取了一係列步驟，經過長期的努力，不斷削弱血親組織，約從公元前8世紀起，希臘“由氏族社會進入以地域和財產為基礎的政治社會”（《古代社會》上冊，第二編第十章。）。由於此時的希臘城邦已經摒棄了以氏族的血親原則來調整社會關係的傳統，便開始以法律作為規範人際關係的準則。古希臘智者派的傑出代表普羅泰戈拉對此有過理論闡述：人類最初過著貧困的野蠻生活，迫於生活需要，他們聯合起來，組織社會，建立城市。天神宙斯給人類帶來了“禮敬”和“公正”作為治理城市的準則，以免除互相侵害，城市有了這些準則，才形成了城邦國家。隨著希臘城邦政治的衰落，集體主義的城邦政治論讓位於思考個人自由幸福的學說，個人主義的理論悄然興起，為羅馬法學政治觀奠定了理論基礎。古羅馬因為城市平民對於貴族壟斷立法權及任意解釋習慣法的行為不滿，階級矛盾不斷激化，而產生了著名的成文法《十二銅法表》，並由此形成了龐大的羅馬法係，以及伊壁鳩魯、斯多噶派、西塞羅、盧卡萊修等著名法學家。恩格斯認為，羅馬法是簡單商品生產即資本主義前的城市商品生產時期最完善的法律，“是純粹私有製占統治的社會的生活條件和衝突的十分經典性的法律表現，以致後來的法律都不能對它作任何料質性的修改”（恩格斯：《論封建製度的瓦解和民族國家的產生》。）。商業城市文明的基本原則是自由貿易，西方近代商業城市建立後，為了保證自由貿易的正常進行，必須有相應的法律規範和管理機製，因此在市場法建立的基礎上，各類法律也不斷形成和完善。隨著資本主義製度的確立，城市商品經濟的社會關係滲透到原先封建製的農村，升華為在全社會具有普遍意義的政治關係，原來隻在城市有效的法律也放大為全社會的規範和準則。由於城市商業文明的影響，法治成為了西方政治社會的重大統治基礎，與中國封建宗法製度下人的“人治”傳統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三、理性的科學主義傳統
西方文化本質上是科學文化，其各門人文科學乃至全部文化很大程度上都是運用科學方法建立起來的。倡導對自然的研究，主張建立科學的人的王國，並頌揚人的理性的力量，相信用理性的方法即可獲得對世界絕對真知的認識和把握，這種理性的科學主義傳統是西方文化迅速演進、科學不斷進步、學術民主不斷發展的哲學基礎和思想認識根源。
中國文化注重人倫道德，西方文化則講求理性。理性是一種認識方式，也是一種思維模式，其基本過程是通過概念、判斷、推理來認識和思考社會、自然和人生，其特征是注重思維的邏輯性、科學性，強調對事物作冷靜、理論、抽象的把握，這造就了西方文化性格的理性特征，也是西方科學蓬勃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西方科學淵源於古希臘，但當時並未產生“科學”這一概念，與之相近似的是“知識”，“科學”一詞起源於拉丁文，西方最早使用“科學”這個詞的是法國，但那已是近代自然科學出現以後的事了。在西方人看來，科學大體上具有共同的內涵，即科學是一種關於自然現象的有條理的係統知識，或者說是以範疇、定理、定律形式反映現實世界的多種現象的本質和運動規律的知識體係（《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卷》。）。作為獨立形式出現的科學產生於15世紀的西歐，此前的科學混雜於古代的宗教和哲學社會意識形態當中，是以自然哲學的形式出現的。近代自然科學主要是在近代的西歐完成，從16、17世紀起，西歐的科學技術就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人類曆史上的四次科技革命均發生在西方。而在東方國家（中國、巴比倫、埃及、印度），雖然在古代也積累了大量的構成後來科學重要前提的某些知識，但畢竟最終沒有產生近代自然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