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紀至17世紀，西方進入了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科學發展全麵轉折的偉大時代——文藝複興時期，新興資產階級在思想文化領域裏向封建主義和基督教神學體係發動了猛攻，解放了人們的思想，重塑了人文主義精神，從根本上動搖了西方神學世界觀的基礎。人文主義者倡言：“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無所不有”，他們提倡以“人”為中心，以“人性”反對“神性”，以“人權”反對“神權”，以理性和科學反對蒙昧主義和神秘主義，重視人的世俗生活和世俗享受，反對作為封建製度精神支柱的中世紀神學。人文主義，或稱人本主義（Humannism）一詞也是在15世紀出現的。在有人本傳統的古希臘、羅馬文化重新被發掘和研究的前提下，產生了以人本主義為核心的新文學和新藝術，標誌著西方近代現實主義文學和藝術的誕生。無論是“文藝複興文學三傑”但丁、彼得拉克和薄伽丘，還是“藝術三傑”達·芬奇、米開朗基羅、拉斐爾，他們的作品都是以“人”為核心創造了文藝史上的不朽輝煌。科學家們也衝破神學樊籬的束縛，在天文、物理、數學、醫學和生理學等方麵均取得了劃時代的突破，開了近代科學的先河。人文主義者還以16世紀歐洲的宗教改革運動，從教會內部存除了封建的倫理觀念，樹立了以人為主體的新思想，建立起了適應資產階級需要的新教神學思想體係，對近代西方文化精神的形成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其帶來的人的思想解放和理性的發揚，在世界史上率先推進了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文化。
從18世紀20年代開始，法國出現了波瀾壯闊、影響深遠的思想解放運動——啟蒙運動，人文主義更加發揚光大，出現了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等一大批思想巨匠，他們高舉“理性”旗幟，對封建專製製度和宗教神學進行了無情的批判，強調人的創造力的至關重要性，用天賦人權、自由平等、自然法、社會契約等一係列先進的思想理論證明反抗腐朽的封建專製統治是人民不容剝奪的、正義的權力，為後來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做了思想上的準備，同時也推動了文藝、科學等方麵的大發展。資本主義製度在西歐各國先後確立後，人本思潮更加高漲，經過康德、費爾巴哈等哲學大師的理論構建，近代意義的人本主義理論體係已相當完善，而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對於人全麵的真正的發展給予的關注更是空前，由此引發的西方文化的發展更是突飛猛進。
現代西方的人本思潮肇始於19世紀中葉，主要包括以叔本華、尼采為代表的唯意誌論，以狄爾泰、柏格森為代表的生命哲學，以海德格爾、雅斯貝斯、薩特為代表的存在主義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等諸多學派，其主要觀點是：哲學研究應當突破傳統模式，由以往強調的對外部世界的研究轉向對人本身的內在結構的探索；由倡導感覺經驗或理性思維的可靠性轉向肯定人的內在心理體驗；由對普遍人性，即人類共同的本性以及普遍的自由、平等、博愛的頌揚轉向對個人獨特個性、生命、本能的強調，要求衝破以往哲學家用普遍的、絕對的理性概念編織的束縛個人發展的羅網，恢複和維護人的本真的存在，發現和發揮人的內在的生命力和創造力。現代西方人本主義哲學雖然有其消極、悲觀的一麵，但也反映了現代人對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給人類帶來的煩惱、困惑、無助的沉重精神壓力的反思，以及企圖重塑人與世界和諧共處的狀態、尋回精神之根的探索，有助於人們緩釋精神壓力，努力實現個體的全麵、真正的自我發展。
縱觀整個西方文化，以重視人、表現人為核心的人本主義一直是西方文化發展的強大助推力，隨著各種關於人的地位、作用和價值探討的不斷深入，束縛文化發展的種種思想上的阻礙也逐漸消除，輝煌燦爛的文化成就由此不斷取得，而西方文化也實現了其由低級向高級的演進過程。
二、商業城市文化特質
西方文化的源頭——古代希臘羅馬文化，都以城市為中心，西方近現代文明更是著名的“都市文明”，洋溢著典型的商業文化特質。
西方文明的源頭古希臘並非一個統一的國家，而是由許多城邦構成的，這種城邦製國家是後代來近代真正意義上的商業城市的雛形。公元前330年，馬其頓征服希臘後，開始了遠征活動，也開始了希臘文化的傳播過程，在遠征中希臘雇傭兵被留下駐守一係列要塞，形成了許多希臘式城市，在征途中也建起了許多此類城市，它們是所在地域內的知識和文化中心。隨後的羅馬帝國和查裏曼帝國的城市，其性質與希臘式城市類似，但也都還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近現代城市——城鄉界限不明顯，市民仍然耕種城市周圍的土地，隻不過城市人口較為集中，每星期有一至幾次集日而已。那時的城市居民有許多既是市民又是農民，市場也明顯地附屬於封建農業莊園經濟。歐洲盛行封建采邑製，最初的城市大多建立於商人從封建貴族的領地上租借來的、遠離封建領主的城堡，比較荒涼、貧瘠，對經營農業的封建領主價值不大的土地上，但對商人們來說這些土地或處在通衢大道的交彙點，或位於江河湖海的入海口、半島的尖端，交通便利，易於開展貿易活動，商業價值較大。商人們將租得或購得的土地作為自己的售貨點和居住點，具有商業性質的“城市”便這樣產生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城市規模不斷擴大。歐洲的這種城市自形成時就遠離王城、貴族都邑和領主城堡，故既非行政都城，又不是封建文化中心。其在發展初期雖免不了要受封建領主的管轄和行政治理，但因其偏僻而管理甚為費力，加之城市中自由且蓬勃發展的市民經濟有利於增加封建主和王室的經濟收入，以及市民對封建勢力的強烈反抗，貴族逐漸將城市的治理權用贖買等方式委托於商人代表，給予城市“自治權”。這樣，城市逐漸有可能獨立於農業文化的汪洋大海之外，成為與封建城市迥異的“經濟特區”、“文化特區”。8世紀至10世紀前，由於蠻族入侵、長期的戰爭影響，以及西歐一直處於被撒克遜人包圍封鎖的狀態，對東方的商路被切斷。因此整個社會陷入純粹的農業狀態，商業極度衰落，城市隻是在軍事和宗教意義上才存在，經濟和商業意義的城市已幾盡滅絕。10世紀起，中世紀西歐出現了一次商業和城市複興，近代意義的商業城市紛紛建立，商人、手工業者紛紛從莊園流入城市、城市則依靠自身的努力在封建莊園的包圍中獲得自由的空氣和獨立的地位，各城市、鄉村之間的商品交換空前繁榮，但城市受封建領主的壓迫仍然十分沉重。中世紀晚期，西方社會生活發生巨變，最顯著的是商業的興起和城市的再次複興，市民階層作為一個新興階層在社會中形成，這改變了原有的社會秩序，使社會財富由封建貴族手中逐漸轉移到新興市民階層手中，市民階層隨著實力的增強開始不滿於教會文化大一統的局麵，要求發展與商業發展相適應的世俗文化，清除封建壁壘，加強王權，從國家政策上確立商人的地位，保護和鼓勵城市商業的發展。於是，順應新興市民階層的要求，以文藝複興、啟蒙運動為思想先導，引發了西歐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隨著資本主義製度在各國確立，現代意義的城市也在西方各國確立，原來隻在城市中興盛的城市文化，上升為整個國家的主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