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中西傳統文化之比較(3)(1 / 3)

農業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是農業勞動力——農民的安居樂業,一旦這種格局遭到大規模破壞,“民不聊生”、“民怨沸騰”,便有可能導致徹底的覆亡,這使封建統治者很早便領悟到民為水、君為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民為邦本”、“使民以時”、“民貴君輕”等民本思想成為中國這個農業社會中的一種傳統觀念,反對“殺雞取卵”、“竭澤而魚”的“仁政”、“王道”學說即由此派生出來。重民意的民本思想作為中國文化係統中比較富於人民性和樸素民主精神的部分,對中國文化理論體係的構築和創作活動的展開,都產生深刻影響,從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艱”,到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都閃爍著民本主義精神,但是,保民、恤民、尊重民意的思想,根本上還是為了維護君主專製的政體。由於中國長期存在的是小農的自然經濟,缺少商品交換、人財物流動性較小,整個社會結構比較鬆散,因此需要一個至高無上的政治集權加以統合,以禦外侮和各種災害,君主便是居於集權頂端的神聖整合力量。因此,中國一直有濃厚的尊君傳統。“愛民”、“恤民”的思想與“忠君”、“敬上”的專製君權主義相互對立,又相互補充,共同構成中國式農業社會政治思想的主體。

王權至上的思想自殷商、西周時代即有體現,從甲骨文和古代文獻中看,殷王已擁有至高無力的權力。《禮記》中的“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和《尚書·盤庚》中的“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都是明證。周滅商後,更突出宣揚天子地位的神聖性和權力的絕對性,“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還被當做上帝和天的人格體現,自周成王後,周王直接被尊為“天子”或天之“元子”,這種尊稱一直沿襲到封建社會末期。殷周時期乃至以後,宗法製下的祖先崇拜一直盛行,周天子被認為是天下之大宗,通過尊祖敬宗強化其統治地位。在強調王權至上的同時,這一時期的重民思想也隨之產生。早在《尚書·泰誓》中就已顯示出了鮮明的“保民”思想:“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後,元後作民父母”,即說由於“人”為萬物之靈,所以是天地中最珍貴的,“人”在社會關係的表現就是“民”,上天是保佑下民的,“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孟子·梁惠王上》。),上天立君立師都是為了佑護下民,所以君主應當像父母一樣承擔保護人民的責任,以實現上天的意誌。《泰誓》中進一步說:“惟天惠民。天矜天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主旨便是講天愛護人民,傾聽人民的意願作為自己宰理人間的意誌。這種“天民合一”的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最十分獨特的,是一種“民意論”的天命觀。天意在民,民意即天意。上天的意誌被認為有了明確的倫理內涵,成了民意的終極支持者和最高代表。由於民眾的意願具有體現上天意誌的強大道德基礎和終極神學基礎,所以在理論上民意比起皇天授命的君主更具有優先性,因為皇天授命君主的目的是代行天意來愛護人民。在這樣的思想信念下,在上天麵前,君民並不平等,人民對君主具有優先性和重要性。人民對君主並沒有無條件服從和忍受壓迫的義務,相反,以皇天為終極支持者,人民有權要求君主實行德政;若君主不施德政而行暴虐,則人民視君主為寇仇是正當的,代表正義的上天會降罰給君主或改變他對人間君主的任命。

民意論的天命觀在西周是對統治階級講的,並非意味著它為民眾現實提供了抗拒君主暴政的合法信仰和道德力量,但周人發明的民意論,後來真正成為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傳統,並為後來的儒家政治思想所繼承,從而具有道德上的約束力。孔子在講治理政事時,強調要“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希望統治者“因民之利而利之”(《論語·堯曰》。)孟子則進一步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得乎近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孟子·盡心下》。)。先秦道家亦主張統治者應順民意,“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老子》第四十九章。)曆代中國君主在實際施政中多少也意識到人民的力量之重要。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後懾於隋末農民起義的威力,居安思危,任賢訥諫,體恤民情,並承認他孜孜勤政是為使公卿百官“長守富貴”,即從封建地主階級的根本和長遠利益考慮。當時最著名的諫臣魏征所講的“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吳兢:《貞觀政要·政體》。),不僅為李世民奉作理政之本,也為後世明君所推崇。北宋王安石在《再上龔舍人書》中說:“百姓所以養國家也,未聞以國家養百姓者也。”大文豪蘇軾也在《上神宗皇帝書》中把君民關係比做魚水關係,強調帝王的統治憑借民心,失民心者失天下。即使是致力於強化君主專製的明太祖朱元璋,也承認人民關係到王朝的存亡:“所懼者民,苟所謂一有不當,上違天意,下失民心,馴致其極,而天怒人怨,未有不危亡者。”(《明太祖實錄·洪武元年七月詔》。)明朝李賢總結自夏以來曆朝治理得失的經驗,強調民心向背是至關重要的:“民心之向背,係天命之去留,有天下者不能固民心,而欲久安長治者難矣。”(《明經世文編》卷三六:《上中興正本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