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素有“人文”精神，自孔、孟開始，儒學“心性”說即特別重視以發明“本心”來顯示人的主動性和能動性，其認為萬物皆備於我，外在的禮教綱常本是人“心”的產物，隻要加強內省修身，人人皆在道德人格上媲美堯舜。表麵上看，這些主張似乎是在否定外力束縛人性，鼓吹個人的理性尊嚴與人格平等，但實際上卻是以維護“尊卑有序，貴賤有種”的宗法等級依附秩序、鏟除個人的自由平等渴求為最終目的的。它與古希臘文化注重人與自然的關係以及希伯萊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重視人與神的關係不同，強調將個體與類、將人——自然——社會交融互攝，強調人對宗族和國家的義務，注重個人與群體共存亡、調節個人欲求與君體利益衝突的人生價值觀和道德修養觀，可說是一種宗法集體主義或封建集體主義的“人學”。在儒家的“人文”精神中，包含一種明晰的價值取向，即一切以“群體”的意誌、欲望來作為人觀察、思考和評判萬事萬物的是非標準和價值尺度。在宗法製社會中，由於家庭、家族的整體利益關係到每一個成員，因此要求把維護家庭、家族的整體利益作為首要的價值取向。儒家所謂的“禮”，精神本質上就是一種秩序精神，強調整體秩序對個體的意義，要求個體服從並服務於整體。從《詩經》提出的“夙夜在公”，《書經·周官》的“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墨子的“舉公義”，直到賈誼《治安策》中的“國耳忘家，公耳忘私”，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林則徐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無不在反複強調一種為整體、為國家、為民族獻身的集體主義精神和情操。
正是從國家利益和整體利益的原則出發，在個人對他人、對社會、對群體的關係上，儒家強調“義以為上”、“先義後利”，儒家對“群體”價值高度重視，認為群體是人們得以生存發展的最重要的基礎，如《荀子·王製》說：“（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群是人與動物的重要區別之一，也是人類征服自然、發展自身的前提。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醜下》。），“類同則誌和，誌和則力並，力並則事可成、功可成”（李覯：《與章秘校書》。）。故此，在公私關係上，儒家主張公而忘私、大公無私、以公滅私、先公後私；在義利關係上，主張先義後利，以義製利。因儒家認為，公私是區分君子和小人的標準之一：“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奉公對個人和社會都具有重要意義，就個人而言，以公心行事就會暢通無阻，還會對他人的行為產生廣泛影響，“公則四通八達”（薛瑄：《薛子論道（上）》。），“人心公則如燭，四方上下無所不照”（薛瑄：《薛子論道（上）》。），如果官民上下都能積極奉公，就會國泰民安，為私則必致“天理滅絕”，人性泯滅，與禽獸為伍，損害人際關係，擾亂社會秩序。在公私之辯的基礎上，儒家又提出應該行我義後利、義重利輕，必要時甚至舍生取義，因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陽貨》。），對義利的抉擇不論對個人還是社會都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荀子·大略》。），“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勝者為亂世”（《荀子·大略》。）。儒家文化中大公無私、重義輕利的思想充分顯示了一種集體主義或群體主義精神。
三、重人倫輕自然的學術思想
生長於宗法氛圍中的中國文化，有厚重的“倫理本位”的思想底蘊，屬於以“求善”為目標的“倫理型”文化，同西方文化以“求真”為目標的“科學型”頗有差異。中國文化中，傳統倫理思想、道德觀念一向居於重要地位，它是傳統文化的核心，規範和調整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維係著社會統治秩序，並滲透和貫穿於人們的價值觀、人生觀、審美觀、曆史觀乃至整個思想認知之中。哲學、政治、文學等各領域的許多觀念的產生，都以倫理思想為起點、為核心，向外作水波式的擴散。如陰陽這對範疇，從人倫（夫婦）推及到政治（君臣）、哲學（一陰一陽之道）、文學（剛柔正變），又如中國文化高度強調“教化”功能，史學以“寓褒貶，別善惡”為宗旨，都是倫理本位的突出表現。
高度重視倫理道德學說，不隻是中國某一學派的觀念，而且是整個中國文化係統的共同特征。《易經》最先出現“人文”一詞，含有教化風化之意，顯露出人倫至上、倫理經世的觀念。二程釋曰：“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禮俗，乃至聖人用賁之道也。”（《周易程氏傳》）“人文”釋為人的倫理秩序，視為聖人教化民眾，使人循禮守俗的依據。作為中國封建社會主導學派的儒家始終認為，人所以高貴和偉大，是因為人外能締結和恪守等級有別的禮製倫常，內有天賦善性所滋育的道德自覺，這既是區別於禽獸、夷狄的文明標誌，也是人的價值和力量的鮮明體現。儒家創始人孔子極端注重倫理學說是人所共知的，他以“仁”為“至德”，把孝悌、忠信、禮、勇等德目都從屬於仁的總原則下。“仁”講的就是如何處理人際間的倫理道德關係，它以“親親”為出發點，認為“孝悌”是“仁”的根本，又由血親之愛推及廣泛的“仁者愛人”。“仁學”是宗法思想與封建國家觀念的中介，在封建社會備受推崇。孟子將孔子的學說條理化，進一步提出“仁義禮智”、“孝悌忠信”和“五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等德目。此後，無論是董仲舒講“天生五穀以養人”，還是宋代程朱講“天命之性”、“氣質之性”的天理人欲之辯，張載“民胞物與”的思想，都是將自然和社會倫理化，滲透了人倫思想。以“三綱”（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八目”（格物、致知、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人生哲學的儒家修養理論和認識，完全是以對道德的自我追求和完善為宗旨。這種人倫思想也在其他學派中有所體現，道家希望不為境累、不為物役、絕聖棄智、潔身自好，實際是以對自由人格的追求，表達對實現個體價值、建立良好的社會倫理秩序的向往。佛家宣揚萬法皆空，了無自性，慈悲為本，普度眾生，以勸善惡為旗幟，仍不脫塵世間倫理的框架。法家提倡“人皆以計算之心以相待”（《韓非子·六反》。），被後人稱為“非道德主義”，但實際上大儒董仲舒倡揚的作為封建社會倫理精神核心的“三綱”之說，卻源於大法家韓非，可見，法家思想也頗具倫理色彩，且與儒家倫理是相補相融的。各家各派的演進過程中，相互影響、滲透、交融，最終凝聚成為中國學術思想鮮明的倫理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