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列寧的桌子”，據一篇文章稱，在瑞士日內瓦還有一張“列寧的桌子”。列寧在日內瓦總共大約四年時間，這期間，列寧經常到一個叫朗道爾的咖啡屋參加革命者的聚會。他在他經常坐的圓木桌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這就是“列寧的桌子”的來曆。
史料記載，上世紀初，在日內瓦的俄國人非常多，留學生就有數百人。他們經常在俄國人圈內聚會。這些留學生中有許多人後來成為蘇維埃革命的先鋒人物，朗道爾咖啡屋就是他們的聚會場所之一。咖啡屋位於日內瓦大學公共圖書館附近，圖書館是列寧從事革命理論研究的主要地方，列寧在圖書館研讀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並進行他的哲學論著《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的寫作。每當疲倦時，他便到朗道爾咖啡屋要上一杯咖啡或啤酒，放鬆一下身心，同時與誌同道合的俄國青年人交談。
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在回憶錄中曾寫道：“日內瓦的布爾什維克人經常在朗道爾咖啡屋聚會，他們的麵前擺著一杯杯啤酒，談論的是俄國發生的重大事件和他們從事的偉大事業。”
列寧的確是朗道爾咖啡屋的常客，但他是否在桌上刻過自己的名字，卻無從考證。1987年的一份《日內瓦日報》上，有文章稱找到了“列寧的桌子”。桌子就在日內瓦大學附近的學生會會館，上麵刻滿了俄文，而且桌子仍在使用。文章說，在桌子上刻名字是日內瓦當時的習俗，學生會前財務總管亨利?阿爾貝?雅克先生證實，當年的確有一張刻滿俄文的桌子上有“列寧”的名字。
但是，“列寧的桌子”現在何處沒人說得清。有人說桌子被人運到了美國紐約，有人說桌子已經被大學生焚燒了，還有人說在跳蚤市場上見到過。這些傳聞無疑更加撩動了人們的好奇心。直到上世紀90年代，還有許多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代表團和遊客將朗道爾咖啡屋當作“聖地”，紛紛到此尋訪革命導師的蹤跡。看來，紅色旅遊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通例。
與“馬克思的足印”一樣，“列寧的桌子”大約隻是個“美麗傳說”，關鍵在於，列寧很多經典性著作確實是在圖書館裏完成的。例如《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寫於日內瓦大學公共圖書館，《哲學筆記》的大部分完成於伯爾尼圖書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完成於蘇黎世圖書館等等。
十月革命勝利以後，隨著首都從彼得堡遷到莫斯科，蘇聯政府在莫斯科以國家魯緬采夫博物館為基礎建立了新的國家圖書館——俄羅斯國立列寧圖書館，取代了由凱特琳娜二世於1795年建立的彼得堡國家圖書館的國家館地位。蘇聯解體以後，國立列寧圖書館改稱俄羅斯國家圖書館，它依然保持著世界第二大圖書館的地位，排名僅次於美國的國會圖書館。
另外，列寧在晚年也建立了一個自己私人的小型圖書館，地點在莫斯科附近的高爾克村。圖書館收藏書刊一萬多冊，列寧自己把它們分成88個類目，以便查找使用。而列寧本人的著作在70多個國家被翻譯成118種文字出版，出版總數超過了6億冊。
值得順便一說的是，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蘇區，還曾經建立過相當多的小型圖書館，鄉村、部隊、企業都有，圖書館的名字很特別，就叫“列寧室”。
當然，我們還看到，在大英博物館中，中國古代文物的收藏也非常獨特，中國的藏品更是占據了不小的比例，在大英博物館的各種展區裏，也是獨一無二的。博物館似乎是發揮了時間的極限一般，把世界上很多國家的文明都展現在了人們的麵前，讓許多事物的全部麵貌拋開了空間的距離，以一種神奇的力量，漸漸地聚集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