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風俗是風俗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它包括農作、山林、飼養、畜牧、狩獵、水利，工匠、交易等方麵。其伴隨著物質生產的進行，長期以來對漢族的生產活動起著一種延續的傳承作用。
由於西方民俗學理論的偏頗，生產風俗這個重要的方麵常常被忽視了，影響到中國，致使人們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婚喪禮儀、歲時年節、信仰習俗以及民間口頭文學等方麵。但是，一旦展開中國風俗的畫卷，我們就可以看到，漢族作為一個古老的農業民族，自古以來形成的“男耕而食，婦織而衣”的經濟結構，構成了一幅絢麗多彩的“男耕女織”的社會風格畫，形成了一整套“情拚細作”的農業生產經營的俗規興起了緊緊依附於農業的多種副業生產，建造了因農而興的水利設施，發展了以農為中心的商業貿易。一言以蔽之，漢族的農作風俗影響和規定了山林、飼養、水利、工匠、交易、運輸等生產風俗的形成、發展和傳承，從而形成了漢族生產風俗“以農為本”的尚農特點。
漢族尚農特點的形成曆史極為悠久。在民間有一個五穀來曆的傳說。相傳古遠之時，人們打獵為生，後來，人多獵物少，生活越來越艱難。這時，有一個名叫程的青年人，決心要走遍九洲，為大家找到能做主糧的糧種。首領女蝸十分支持，將自己束發的紅頭繩解下來送給穆作為開路之用，並派自己的五個兒子稻、黍、麥、寂、麻隨程同往。出發時，女娟又拿出五條顏色不同的袋子，把白袋子給了稻，黃袋子給了黍，紅袋子給了麥，綠袋子給了寂，黑袋子給了麻。一路上，接凡見到一種新的草籽都要好下來嚼一嚼，品味一番，好吃的就叫稻、黍、麥、藏、麻去采集，按顏色的不同分裝在五條袋子裏。這樣，他們周遊四方，選采草籽，五條袋子也逐漸裝滿了。有一天，他們走到一個山頂上，俯視山下，隻見有五條山穀，土肥草綠，山青水秀，於是攝對五兄弟說：“要使人們永遠不挨餓，光采集是不夠的i現在這山下的五條山穀，土肥水足，你們每人選一條，把袋子裏的種籽種下，摸索種莊稼的經驗，這樣我們才會永遠不挨餓。”從此開始，五兄弟各選一條山穀，砍草開荒，播種插苗，程在山頂上也開了一片荒，把山上一種高杆紅穗的東西種下。他們一連幹了三年，終於掌握了耕種技術，並教人普遍學會了耕種。後來，人們把福種的叫“招”，把稻種的叫“稻”，把麥種的叫“麥”，把寂種的叫“寂”，把麻種的叫“麻”，俗稱“五穀”。其實，程本是先秦周王朝的始祖，是傳說時代的一個人物，民間傳說視極為五穀的創始人，這說明漢族尚農風俗的源遠流長，所以早在戰國時，韓非就提出了“以農為本”的看法，他在《韓非子·詭使篇》中說：“倉凜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達也就是為什麼至今漢族農業人口還占總人口80％左右的根本原因之一。
著名的漢代畫像石對漢族尚農業的特點作了極好的注腳。在山東、河南、四川、江蘇、陝西、山西、湖北、安微、雲南、貴州、遼寧、河北等省都發現過的漢代畫像石中，有不少表現生產勞動的畫麵。例如二牛抬扛式的牛耕圖，無論江蘇瞧寧雙溝，還是陝西米脂的東漢畫像石牛耕圖，都表現了漢代農作的“輥耕”風俗。又如山東滕縣城北黃家嶺的農耕畫像石刻畫了眾多的農夫在田間耕作，其中一農夫在驅牛扶犁而耕，一農夫驅牛拉一物碎土摩田，三農夫執鋤中耕，又一人手捧鬥形器，似在撤播下種，左邊有一人擔食而來，為田間農夫送飯，右邊有一人執杜坐在大樹下，活生生地勾畫出了古代漢族的農耕風俗。再如，江蘇飼山洪樓東漢紡織畫像之中屋中有三個女人正在操作，左邊的女子正在操作“調絲”，她身邊的絡車就是用來調絲的，這是紡織的第一道工序；中間的女子正在操作“搖緯”，她所使用的即是紡車，這是紡織的第二道工序；左邊的女子正在織機上操作，這是紡織絹帛的最後一道工序，也給我們活生生地勾畫出了古代漢族的紡織風俗。所有這些雖然表現的是近2000年前的古代漢族的耕織風俗，但在當代中國農村的某些地方或某些方麵，不是還可以看到或找到這種耕織風俗的傳承和遺存嗎？
正因為漢族“以農為本”的尚農風俗源遠流長，有著深厚的曆史基礎和現實影響，所以，我們要了解和認識中國漢族的風俗，須從生產風俗入門。
二、農業風俗
漢族的農作風俗，因地理、氣候、植被、土壤、水利等自然環境的不同，大體有南方水田農作風俗和北方旱地農作風俗兩種景象。
南方水田農作風俗精細，從犁田到收獲，個個生產環節部有俗規俗習。
每歲冬至到立春之間，浙江寧波農村常常可見肩背搭鏈，手持青銅小牛的人“唱門投春”。他們挨家挨戶送木刻的春牛固，上印有十二生肖，二十四節氣，貼在門庭或房內，並手握青銅小牛在米缸、穀倉上向左右各繞三圈，邊繞邊唱：“黃龍盤穀倉，青龍盤米缸……”以示來年豐收，吉祥如意。正月，浙江嘉興農村有“甩火把”之俗，半夜時分，用稻草紮成火把，點燃後在田埂上奔跑，或持火把甩上落下，高呼呱語式的歌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