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叛逃者不斷給菲爾比製造麻煩，最嚴重的一次是1945年8月。一天早晨，菲爾比還沒有在辦公室坐穩，就受到局長的召見。原來是蘇聯駐伊斯坦布爾總領事館負責情報工作的副領事要求到英國政府避難。他特別聲稱，他知道在英國工作的三名蘇聯高級情報員的真實姓名：兩個在英國外交部工作，另一個是英國情報機構的負責人。這個領事名叫伏爾科夫，他強烈要求不能用電報向倫敦報告，因為蘇聯情報部門已經破譯了英國的各種密碼。英國駐土耳其大使也確實按他的要求，用郵袋把材料安全卻很緩慢地寄回了倫敦。
菲爾比倒抽一口冷氣，但仍麵不改色地對局長說，現在遇到了極為重要的問題，希望能給他時間進行進一步的研究，根據具體的情況，提出適當的行動措施局長毫不遲疑地接受了他的意見，並要求菲爾比第二天一早向他報告這件事；同時還指出隻許菲爾比一人保管這些材料。
菲爾比立刻向蘇聯方麵發出了這個迫在眉睫的災難的警報，接著向局長孟席斯爵士建議不要用電報聯係，而是派一個了解全部情況的人去現場負責處理這個案子。菲爾比還建議局長要征得外交部同意。總之，他要盡量為蘇聯方麵爭取時間。
出人意料的是，由於負責此事的官員怕坐飛機，這個擔子落到了菲爾比肩上。菲爾比去外交部辦手續又耽擱了一段時間。等他到達伊斯坦布爾，伏爾科夫已被“請”回莫斯科了。對這樣一條大魚的脫鉤，官方進行了調查。菲爾比向局長提交了一份報告，他強調是伏爾科夫堅持使用外交郵袋把事情徹底搞糟了，在這段時間裏，蘇聯人識破了伏爾科夫的計劃，無論如何，這次調查總算查出了伏爾科夫功敗垂成的原因。一位英國駐伊斯坦布爾的官員承認，在他與安卡拉大使館打電話時不慎說出了伏爾科矢的名字。據推斷，這個電話已被竊聽。
深入虎穴
根據英國密秘情報局使幹部成為多麵手的既定方針，菲爾比已不可能在反共反蘇科負責人的位子上永遠幹下去了。1946年底，當菲爾比得知自己已被任命為秘密情報局土耳其站(設在伊斯坦布爾)站長時，感到這是不幸中之大幸。那時伊斯坦布爾是直接對蘇聯、巴爾幹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滲透的南方基地，雖然不再處於中心，但畢竟離中心不太遠。
1949年夏天，菲爾比接到通知，要他擔任秘密情報局駐美代表，去做同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聯絡交流的工作。菲爾比未經請示蘇聯總部就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他實在難以抗拒這項工作的誘惑力。接受這項工作不僅意味著回到製定情報政策的中心，而且還可以仔細觀察美國情報機關的活動。菲爾比的決定是明智的，也是極度危險的。在他妓派往美國前不久，由於蘇聯人的疏忽大意，美國成功地破譯了在理論上無法破譯的蘇聯密碼。他們頤藤摸瓜，一舉破獲了原子彈間諜案。雖然菲爾比明嘹這些情況，但為了保護菲爾比這一良好的情報來源，不得不聽任美國情報部門采取行動。
不久，根據破譯的電報披露，有一個蘇聯間諜身居要職，可以獲得丘吉爾發給杜魯門的親啟電報全文。由於這名間諜位置是如此重要，蘇聯方麵甚至不惜暴露菲爾比，這樣，隻身進入華盛頓情捐機關中樞的菲爾比的處境就十分艱難了。
聯邦調查局對此案花了近兩年時間，重點放在勤雜人員身上，結果一點突破也沒有。他們隻知道這個人的名字曾在一個文件上出現過，叫霍默。菲爾比很清楚，遲早有一天，注意力將轉移到處理過這份電報的外交官身上，那麼真正的霍默將無處藏身，顯露原形。菲爾比的蘇聯化名最終也將出現在破譯的材料上，菲爾比的真實身份用不了多久，也會暴露。菲爾比在華盛頓的兩年任期將於1051年秋天屆滿，他為蘇聯人監視這項調查的任務也將隨之結束。在此期間，他參加了一個特別政策委員會，指揮了一次對阿爾巴尼亞的聯合滲透。自然，最後以失敗而告終。但是菲爾比因此與美國情報負責入安格爾頓，建立了友誼，當然，也都懷有不可告人的動機。安格爾頓希望通過搞好同菲爾比的關係，達到控製菲爾比的目的；就菲爾比而言，隻滿足於能夠拉住安格爾頓。菲爾比明白，他們之間愈是公升的互相信任，安格爾頓就愈不懷疑他搞隱蔽活動。菲爾比也說不清楚誰在這場複雜的比賽中得到的好處多。但他有一個有利的條件：他知道安格爾頓在為中央情報局幹些什麼，安格爾頓也知迫池在為秘密情報局幹些什麼，但卻不知道菲爾比的真正興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