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搜集資料的範圍要盡可能開闊一些，搜集資料要盡可能全麵一些。這樣，就為自己的研究創造一個好的學術條件，也使自己開闊了眼界，獲得一個較高的起點。
４、鑒別、消化資料，發現問題、解快問題
我們搜集到的資料，有些是很好的、可用資料，有些也可能是片麵的，甚至是錯誤的、不能反映問題本質的非科學性的資料。可用的資料，要加以消化；不可用的資料要通過鑒別，加以剔除。這樣，我們才不至於被淹沒在資料海洋中而茫然不辨東西；這樣，我們才能夠從精選出來的科學性的資料中發現問題，形成觀點。這是決定研究工作成敗和研究質量高低的關鍵性步驟。下麵，讓我們舉一個特定的題記研究為例，加以說明。
莫高窟第231窟東壁窟門上方男女供養人像之間有供養人題記一方，堅寫、雙行，題榜（題記書寫處）為豎長方形，四周畫有墨色界欄。移錄於下（原為豎行，今移寫改為橫行）：
亡[微軟中國1]君唐丹州長鬆府左果毅都尉改
亡慈妣敦煌錄事孫索氏同心供養
男女兩個供養人相向胡跪於榜題兩側，男左女右。這兩個供養人本是一對夫婦，男的生前做過唐朝丹州長鬆府左果毅都尉；女的娘家姓索，祖父當過唐朝敦煌郡錄事參軍。但男供養人題名未尾一個“改”字不可理解。按照供養人題記款式，此“改”字所在處應為供養人的姓名。根據敦煌遺書P.4638《大蕃故煌郡莫高窟陰處土公修功德記》（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跡錄》戊集、蔣斧《沙州文錄》及鄭炳林《敦煌碑銘讚輯釋》均有錄文），經過敦煌研究院專家的考證，確知此窟是吐蕃統治敦煌時期敦煌名人陰嘉政為“當今聖主及七代”而修建的功德窟68，此窟落成時間不晚於立碑的已未年（公元839年，當唐文宗開成四年）四月十五日（碑雲“故敦煌郡處士公，公姓陰，字嘉政”，則立碑之時，陰嘉政已去世）。又據此《碑》所載，知陰嘉政之父名陰伯倫，既不姓“改”，又不名“改”，如此，我們可以斷定“改”字不是姓名。那麼，改字必另有含義。查P.4638《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陰處士公修功德記》有下麵一段記述：
“故敦煌郡處士公姓陰，字嘉政……皇考君諱伯倫，唐朝遊擊將軍、丹州長鬆府左果毅都尉，賜緋［魚］袋、上柱國、開國男……自讚普啟關之後，左衽遷階；及宰輔給印之初，垂祛補職，蕃朝改授，得前沙州道門親表部落大使……爰及慈母索氏，通海鎮大將軍之孫……。”
從知陰伯倫生前作過“唐朝丹州長鬆府左果毅都尉、賜緋魚袋、上柱國、開國男……蕃朝改受沙州道門親表部落大使”；女供養人索氏，正是陰伯倫之妻、陰嘉政之母。
那麼，供養人題記為什麼在寫出陰伯倫曾任“唐丹州長鬆府左果毅都尉”一職之後寫一“改”字呢？根據上引碑文，我們知道，陰伯倫全銜題名應是“唐朝遊擊將軍、丹州長鬆府左果毅都尉、賜緋魚袋、上柱國、開國男……蕃朝改授沙州道門親表部落大使”。“改”字之前省去了“蕃朝”二字，“改”字之後缺“授沙州道門親表部落大使陰伯倫”十四字。經過上麵一番考訂處理，我們才算弄懂了題記的文字和內容，而不至於對男供養人的姓名發生誤解。
通過考訂讀懂題記的文字和內容，還不等於理解題記的意義和作用。讀懂文字，固然也是對題記進行的研究，但這隻是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一個最起碼的部分，遠未達到題記研究的主要目標和全部目標。研究一條題記，全部工作應該包括：
（1）對這條供養人題記進行文字校勘、對供奍人身份、社會背景和題寫年代進行考訂；
（2）通過考訂，從中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並進而闡明這些問題；
（3）評價這條題記的社會意義或學術價值。
以上三條，重點目標應是第（2）（3）兩條。我們僅僅讀懂了文字，並沒有完成全部研究任務。
我們通過考證，隻是讀懂了它的文字。接著要考訂供養人的身分、背景及題記的年代。根據前引《碑記》，可以比較順利地解決這兩項考證。即題寫時間為已未年（公元839年）四月十五日。這一年是吐蕃占領敦煌的第52年，這一年之後不過九年，到公元848年，便暴發了張議潮起義，從此，敦煌脫離吐蕃統治回歸唐朝。陰嘉政是陰伯倫的長子，他在吐蕃統治時期一直以處土的身分隱居鄉裏，沒有屈膝蕃朝任職做官。他造修此窟，是為“當今聖主及七代”“遠垂不朽用記將來”，此窟題額號為“報恩君親之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