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成吉思汗的成功隻歸結為單純的“時勢造英雄”，就無法解釋在同一個客觀時勢下，為什麼當時的其他梟雄沒有成為威震歐亞的人物，為什麼成吉思汗卻能戰勝遠比他強大的劄木合、王罕，甚至武器裝備遠比他先進、軍隊人數遠比他眾多的金朝和花刺子模國呢？所以，顯然還有成吉思汗個人的內因。這就是成吉思汗的才能和思想素質超過了他的同時代人。我們認為，成吉思汗是靠廣泛吸收各種文化和先進觀念才成了超群的天才人物，這也是他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正是這些因素使他比同時代的梟雄們更具有競爭力。
如果深入研究，就會發現成吉思汗的全麵成功絕非偶然，更不能簡單地認為他不過是個“文盲”，偶然地，或靠武力成了“天之驕子”。成吉思汗實際上是一個吸收和融合了多種優秀文化傳統，因而具有當時較先進的思想和非凡人格素質的天才人物。他成年以後的言行與思想反映出，他敬天崇祖，講忠孝信義，堅毅驍勇，恩仇必報；他紀律嚴明，執法公正，知人善任，惜人才，能納諫。他的軍事思想與戰略戰術、政治思想與有效的治國治軍製度隨地域擴大而不斷發展，堪稱一代天才；他的經濟思想與學習農工、商貿先進技術的措施，保證了治國治軍的物質基礎；他具有政治家的革新頭腦；他的劄撒與法律思想使社會秩序的井然為當時時代罕見；他的尊重與兼容各種宗教的思想與受歡迎的宗教自由政策等等，使西進大軍在民族地區創造了勢如破竹的進軍奇跡；凡此等等，都證明這種深邃的思想和品德不是單純蒙古式遊牧文化的產物，而是不同文化薈萃的代表，即使論遊牧文化傳統，成吉思汗也是吸收了漠北曆史上各遊牧民族的共同精神遺產。而且必須認識，成吉思汗通過契丹人、穆斯林人而對漢文化和中亞文化的吸收，雖是比較隱蔽，卻並非完全排斥其精華，他絕不是隻固守遊牧文化的封閉式人物。眾所周知，漢民族經過曆史上數次民族大融合，原來單一意義的漢族實際上已演變為多民族融混的共同體，漢族子孫身上早已融合了許多遊牧民族的血統。文化本身更是一個在吸收與移植異文化過程中、在衝突與融合中發展的精神財富，漢文化到南北朝時不僅其內容已包容有豐富多彩的不同民族的優秀文化，並已正式形成了各種文化因素融合、釋儒道三教合流互補的文化格局；而且在漢文化形成發展的漫長曆史長河中，它一直向周邊各民族地區進行著文化的輻射，戰爭、貿易、人口移動都導致了文化的相互傳播，尤其是絲綢之路的綠洲道、草原道使文化傳播輻射麵日廣，打破了文化封閉隔絕的狀態。例如，以佛教文化為例，其傳播交融就是縱橫交錯的。印度佛教文化東漸，在西域和西北與中華文化結合成為藏傳佛教文化，藏傳佛教由西藏傳播至青海、甘肅、寧夏並北傳蒙古，又東流與中原的漢傳佛教結合，於是類型略異的佛教文化輻射到中華各地。悠久的漢文化的輻射影響的深度與廣度自然超過了佛教文化，成吉思汗時又與中亞、西域廣通交通，與深受漢文化影響的契丹、女真文化人頻繁交往，所以，他自幼除驍勇善騎、重視複仇等遊牧文化的一些烙印外，也曾學習漢族與中亞民族的思想觀念與科學技術，忠義崇祖，孝遵母訓，提倡務商學農。由於主動吸收了各種先進文化，使他的思想觀念達到了當時中外先進文化精華薈萃的水平。金哀宗曾指出成吉思汗成功的一個原因：“北兵所以常取全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這話也反映南北文化結合是成吉思汗勝利的原因之一，有一定道理。成吉思汗看到蒙古除了畜牧、狩獵的簡單手工業外，技術及有關人才極為缺乏，所以他千方百計從中原和中亞等地搜集大批工業技術人才，如造弓的、造甲的、造火炮的、造雲梯的等等。他曾從中原輸入了造橋、造船技術與驛站製度，命唵木海、張榮建了炮兵、水兵等其他各兵種，大大改進了兵力及交通狀況。成吉思汗除了吸收中原兵種，還從金人處學習了漢官製。成吉思汗這種對待異族宗教和異族文化的政策，在蒙古族的傳統文化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的繼承人，尤其至忽必烈時，基本上都是繼承了這種傳統的。成吉思汗主動吸收先進的觀念與思想主張的積極性是非同一般的，任何先進的東西他都不放過，如成吉思汗伐金時，每得一位契丹人、漢人或女真人的降將，都一定要親自召見，細詢金國虛實及取金之策。而先進的思想觀念，在變革時代，與實踐結合，又與驍勇善戰的遊牧民族優秀傳統精神結合，便轉化為巨大的生產力和扭轉乾坤的力量，正因此，成吉思汗能所向披靡，取得“滅國四十”的“奇勳偉跡”。
3．各族奇才在成吉思汗麾下大展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