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製度比較
藏族和蒙古族在政治上都是在部落基礎上實行千戶製管理體製，所不同的是藏族是在政教合一製度下的部落製度，而蒙古族則是在旗盟製度下的部落製度。政教合一製度的思想滲透力很強，對藏區影響很大，人們的思想被禁錮在宗教上，“人生惟苦、一切皆空、因果報應”的佛學思想長期以來主宰著藏族的社會意識和人們的思想道德觀念，加上青藏高原獨特的地理環境的隔絕影響和落後的社會生產方式的製約，從而使社會發展緩慢，部落製度一直保存。而蒙古族雖然一度也接受了藏傳佛教，也實行了政教合一製度，但隨著旗盟製度的推行，政教合一製度逐漸衰落下去。在蒙古族中，政教合一製度的影響遠不及藏族。由於部落製度是建立在軍事基礎上的，因而在旗盟製度下部落的軍事作用就顯得較為突出，軍政合一的政治作用更大一些。曆史上，這兩個民族盡管在不同時期都建立了地方政權，政治、軍事勢力不可一世，對周邊民族也產生過不小的影響，但與藏族相比蒙古族在軍事上要更強一些，在政治上推行的政策要更切合實際一些，因而才能在全國確立其統治地位。這說明隨著政教合一製度在藏族部落中統治的加強，使吐蕃時期那種兵民合一的軍事優勢與蒙古族相比在逐漸減弱，這與藏傳佛教各教派在持續幾百年的明爭暗鬥的政權支持神權，神權維護政權的鬥爭是分不開的。而蒙古族由於宗教觀念與藏族相比相對淡薄一些，軍政合一的軍事優勢因而保持得較為長久，並且在幫助滿族人在全國建立統治地位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因而旗盟製度下的部落製度軍事成分更濃一些。但是隨著清朝封建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度的強化，對地方政權的控製越來越強，使得蒙古族部落的實力逐漸減弱，開始走下坡路，並與中央王朝逐漸融為一體。
三、經濟結構比較
從經濟結構看，藏族和蒙古族都從事遊牧經濟，在遊牧經濟基礎上又形成了部落經濟，似乎差別不大，但追溯其遊牧經濟發展的根源，就會發現雙方仍存在著較大的差別。藏族的遊牧經濟是從原始農業中發展來的，其自然環境使其經濟結構呈現出畜牧業、半農半牧業和農業3種經濟結構並存的局麵，但是畜牧業在經濟中仍占主導地位。在這種經濟條件下形成的部落製度，就是封建農奴製經濟，加上藏傳佛教勢力的滲透，在西藏就形成了以地方政府、貴族和寺院“三大領主”為主的農奴製莊園經濟。這些大大小小的莊園基本上分布在廣大農區和半農半牧區，它既是強製農奴勞動、剝削農奴的經濟組織，又是鎮壓農奴的基層機構。農奴被束縛在莊園的土地上，負擔繁重的勞動和勞役，人身還要依附於農奴製。這種封建農奴製度的推行，使藏區社會封閉、保守、落後，經濟發展更加緩慢。蒙古族的遊牧經濟是從狩獵經濟中發展來的，其經濟結構表現為：以畜牧業為主，兼營狩獵和農業。在蒙古族部落社會時期，按經濟成分劃為為狩獵部落、遊牧部落和農業部落。成吉思汗統一蒙古高原以後，全麵推行千戶製，將大批戰場上的有功之臣分封各地，統領不同經濟成分的部落，建立了封建領主製經濟，從而使蒙古族的遊牧經濟有了進一步發展，狩獵就成了蒙古人必須掌握的生存本領。因此，蒙古族軍事能力就顯得特別突出，與外界的聯合就更多一些，加上所處的地理位置離漢族地區較近，經濟上則表現為“茶馬互市”、“絹馬貿易”。與藏族相比則顯得更開放一些，吸收外來文化的能力更強一些，盡管也實行封建領主製經濟，也有部分牧奴存在，但與藏族相比要先進一些，特別是西藏農奴製的殘酷性和奴役性與蒙古族相比，則可以說是奴隸製的翻版。
通過對藏族、蒙古族自然環境、政治製度、經濟結構的比較，我們不難看出，由於自然環境和經濟結構的差異，使這兩個民族形成了不同類型的部落文化圈，一個封閉保守，較為落後，宗教特點突出，一個開放，吸納異文化能力強，軍事特點突出。正是由於對藏族和蒙古族的不同特點的比較，我們才能發現他們相同的民族性格和不同的民族氣質。隻有對一個民族的特點有深刻的了解，才能在研究這個民族的具體問題中不出偏差，更宜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