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在曆史研究中有重要作用。檔案是人們在各項社會活動中自然產生的，是原始的文字記錄，從未經過修改和加工，是研究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可以直接反映出曆史的原貌。檔案是作為人們的交流的工具客觀地產生而不是專門編寫的。由於檔案具有這種原始性和客觀性，所以它比其他史料、典籍更加真實可靠。舉例來說：研究明清史，一般都根據《明史》、《清史稿》以及官修的會典、方略等史籍，其實這些史籍都是根據檔案編寫的，與檔案相比，這些史籍又都屬於第二手材料了。再如《清史稿》一書，雖然經過了長達14年的編纂，使用過清代國史館曆年收集的大量史料，可是卻有使用清官秘藏的”大內檔案”，因而《清史稿》在史實的論述和材料的引用方麵，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訛誤和缺漏，成為憾事。對於檔案典籍的重視和利用，是我國自古相傳良好的曆史傳統，孔子整理六經，司馬遷編纂《史記》，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鑒》，章學誠編寫地方誌，都重視搜求並使用過大量檔案材料，取得卓越的成果，是據檔修史、以檔證史以及體現史檔結合的突出的成功範例。
三、總集
彙集多人的單篇詩文為一書，係為總集，與別集相對而言。我國古代文獻典籍采用”四部分類法”，其第四大類稱為集部。《四庫全書總目?集部總序》說：”集部之目，楚辭最古，集次之，詩文評又晚出，詞曲則其閏餘也。”它把個人的詩文集稱作”別集”，把許多人作品的合集或選本，稱作”總集”，它在《別集類小序》中說別集的產生，始於東漢，盛於齊梁；同時在《總集類小序》中對於總集的產生。說了這麼一段話：”《三百篇》既列為經，王逸所哀，又僅《楚辭》一家，故體例所成，以摯虞《流別》為始。”這說明總目編定者紀昀也認為《詩》、《騷》應為先秦時代的總集，確已無疑，那麼總集這種體裁的產生，並不遲於別集，當然定型和完善是後來的事。《晉書?摯虞傳》上說摯虞”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為三十卷，名日《流別集》，各為之論，辭理愜當，為世所重”。後人把《流別集》所作各種體裁文章的評論，集中摘出，成為專論，即《文章流別論》，論到的文體有頌、賦、詩、七、箴、銘等11種，原文已佚，尚有若幹片段，散於唐宋類書中。據《隋書?經籍誌》記載，自晉代以迄陳、隋，總集共有249部5224卷。摯虞的《文章流別集》、李充的《翰林集》、劉義慶的《集林》，是其中比較著名的，因為都已亡佚，今天所能見到的現存最早的總集，應是南朝梁蕭統所編的《文選》。
總集一般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包羅一個時代的全集，如《全遼文》；一類是經過精選的選本，如《古文觀止》。關於總集的作用，《四庫全書總目》中說：”一則網羅放佚，使零章殘什，並有所歸；一則刪汰繁蕪，使莠稗鹹除，菁華畢出，是固文章之衡鑒，著作之淵藪矣”。就是說：總集既可把散佚的、零星的作品，集中起來，又可做一些鑒別刪選的工作，去其蕪雜，取其精華，使它成為一個文章的總彙。這些大型的總集和重要選本，對於古籍研究，有很大的參考和使用價值。在曆代編寫的總集中，《古文苑》、《玉台新詠》、《文苑英華》、《唐文粹》、《宋文鑒》、《元文類》、《中州集》、《河汾諸老詩集》以及《全唐詩》、《全唐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先秦魏晉南北朝詩》等，都是公認的著名的詩文總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