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黨形成之後，一方麵排斥主戰派，一方麵互相援助。如琦善，在廣東私下與英國人達成和議，道光覺得丟了天朝的麵子，準備將他問斬。經過穆彰阿的運動，由恭親王奕訢幫他求情，最終免了死罪。奕經、文蔚等穆黨，在浙江前線指揮不力，被道光下旨交部治罪，但並未說將他革職。
軍機章京不知道如何處理，就去詢問潘世恩。潘世恩道：“既是治罪，當然應革職了。”
穆彰阿卻對軍機章京道：“主上並未說革職，叫我革他們職，我是不敢。”經穆彰阿回護，本來要被斬首的奕經也未被深究。
對於主戰派，穆黨也予以排斥打擊。除了林則徐、鄧廷楨被發配新疆外。龔自珍、姚元之、周天爵、黃爵滋等大臣也被邊緣化。《南京條約》簽署後，禦史蘇廷魁上疏彈劾穆彰阿，不久便被罷官。禦史陳慶鏞因為反對重新啟用琦善而被解職。
穆黨的崛起導致了更多人投身於其門下。道光二十八年，在七個內閣大學士中，有五人“穆黨”。軍機大臣中，陳孚恩依附於穆彰阿，何汝霖、季芝昌二人是其門生，領班軍機章京穆蔭也是穆彰阿門生。其他軍機大臣，潘世恩年邁不管事，遇事自保。祁寯藻為軍機處後進，難挑大梁。賽尚阿則潔身自好，樂於旁觀。
軍機處中無人製衡，遂使穆黨坐大。穆彰阿在軍機處的前期，還能注意修身自控，保持節操，自“穆黨”形成後，開始忘乎所以了。“穆黨”充斥朝野，世人將穆彰阿與和珅相比，有“上和下穆”之說。
此說固然有所誇張。但“穆黨”當道，結黨營私，也造成了道光朝後期吏治腐敗，綱紀鬆弛的局麵。綱紀鬆弛的程度，連出使中國的朝鮮使臣都感到震驚。朝鮮使臣在《沈槎日記》中記下了一幕荒唐景象。正月初一，朝鮮使臣到禮部赴宴。招待外國使臣，本該是莊嚴的事件。可朝鮮使臣坐下剛端起酒杯時，突然聽到吵鬧聲，聲音越吵越響，不久聽到器皿砰砰摔落的聲音。原來是有官員為了爭奪宴席位置而大打出手，在場的禮部官員竟無一人出來製止。朝鮮使者不由感歎，清國朝綱鬆弛，可見一斑。
軍機處與銀庫被盜案
一般而言，清政府的收入主要來自於“地丁”“漕糧”“鹽稅”“關稅”及雜稅。地丁銀是國庫收入的主要來源，占了七成之多。但道光一朝，從來沒有征收到足額的地丁銀。至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各省地丁銀拖欠達二千三百九十萬餘兩之多。其他的各類收入中，關稅大約每年在四百萬至五百萬之間，捐納銀收入則搖擺不定，最多時有兩百萬，少時幾十萬，據湯象龍統計，道光朝三十年間，平均每年捐納收入在一百三十八萬之間，相比於以往的捐納收入，也呈現下降趨向。道光年間財政吃緊，主要來自於三個方麵，一是內外用兵，二是治理河患，三是戶部貪腐。
軍費開銷，僅鴉片戰爭一項，就至兩千萬兩。鴉片戰爭之後，不管有沒有打仗，各省都借整軍備戰之名，大肆擴充軍備，建大炮、造地雷、仿洋槍、練水師、製戰船，忙得不亦樂乎，借此可以虛報開銷，中飽私囊。然而，“所造大炮戰船，均不適用。”鴉片戰爭之後賠銀一千四百七十六萬兩，加上戰爭中各地方上給英軍孝敬銀、贖城銀、犒師費，總計開銷在三千八百萬兩左右，這相當於清政府一年的財政總收入。
軍費開支驚人還有個度，而河工開銷則是無底洞。道光朝恰好是多災多難的時代，水災頻繁。黃河、淮河、永定河，各地河流不斷決口，道光三年的一次水災就影響到九省三百個縣，搞得道光“夙夜焦思，難安寢饋。”為了治理河患，在河工上投入了巨額銀兩。僅道光二十三年，治理河患的開銷達到一千一百九十萬兩，此後每年正常開銷在五六百萬兩之間。
河道與漕運捆綁在一起，治河的一個重要目的是保證漕運，以源源不斷地為京師輸入糧食。為了管理河道，清代設置了南河河道總督與東河河道總督，均為正二品大員，分別管理江蘇省內與山東地方上的河道事務。自道光二十年之後，河道總督均為穆彰阿的人馬所把持。穆彰阿早年主持過漕運改海的試驗，知道經海路運輸的優越性。但他把持大權後，卻以祖宗成法為由，反對“改漕入海”，以保證黨人們的利益。於是無數的銀子，被注入了滾滾的河水之中，肥了一批批黨人。
道光二十三年，正當滿朝上下為財政吃緊而焦頭爛額時，京師內又發生了戶部銀庫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