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向地方督撫表示歉意，道光不得不將英和作為替罪羊，趕出了軍機處。兩江總督孫玉庭反對廢除陋規最為激烈，卻被賜給了“公忠大臣”的匾額，於是群臣歎服，競相讚歎道光為天下聖主。
既然不能改革，那就保持原狀，拖延一日是一日了。道光主政時，清國這艘大船已是鏽跡斑斑。道光是個魄力有限的皇帝，他無膽也無力推行改革，也無心將船的內部構造換掉，重新起航，隻是想將船塗抹一把，不沉即可。但要想這艘船不沉沒，對多年積習總是要有所整頓。也正是這一定程度上的整頓，才給了曹振鏞一方天地，以收拾頹敗之局。
清代關係國計民生的，不外漕運、鹽、國庫存銀糧之類。在曹振鏞輔佐下，道光就漕運、倉庫、鹽稅等，做了係列整頓。曹振鏞從政經驗豐富，又深得韜光養晦之道，自然不似英和那樣咄咄逼人，鋒芒畢露，所以能連續擔任首席軍機大臣十四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對弊政加以整頓。
漕糧弊端，首在浮收，根源在旗丁。運送漕糧的旗丁，在各州縣索要幫忙的小費，不然就在漕糧上搗鬼。各地官員為了應對勒索，不得不多征收漕糧。由於漕糧“浮收”嚴重，各省督撫不堪重負，打報告給中央請求將漕糧打折。
漕糧運輸途中，旗丁也暗中搗鬼，比如將石灰撒入米上，再將溫水灌入艙底。待米粒發漲後，每石米可以多出數升。多出來的米就被旗丁盜出販賣，至於入庫的漕糧，因為受過潮自然容易發潮黴變。經過千裏運河，江南漕米運抵京倉。一路上各種開支，導致米價暴漲，一石漕米需銀十八兩，是正常價格的十八倍。
曹振鏞建議從源頭上著手，各省督撫及漕運總督，打擊旗丁勒索州縣，一旦查出即從嚴處理。但曹振鏞的辦法，不過是周期性的嚴打運動，時間一長，旗丁照樣。所以道光六年，英和主持了漕糧經海路運輸北上的試驗，效果極佳，成本更少，運輸更快。不想各地反對聲四起，因為無數人的飯碗將要被斷送。屈從於壓力，道光最後還是選擇了走內河運送漕糧。
在清代，鹽梟始終是難以消除的叛逆力量。由於官府壟斷鹽業，導致各省官鹽價格、質量不一。官府所製的鹽，雖然質量較好，但價格高，且在售賣時，或被滲入雜質如土粒，或被克扣斤兩。無奈之下，民眾隻好去購買私鹽。私鹽有兩種，一種是各地民間私製的鹽，此類鹽質量較差，但價格低廉。另一類則是越界鹽，即鹽是官方製作的，被從質量高、價格低的地區，運到價格高、質量低的地區。
安徽淮北及河南南部一些地區，所食用的是兩淮鹽。兩淮地區所製的鹽，每斤要五十文，而在北方所售賣的長蘆鹽，每斤隻要二十五文，有的地區差價更大。此外，長蘆鹽味鮮且口感好，淮鹽味苦，人們更喜歡食用長蘆鹽。巨大的差價，廣闊的市場，刺激了淮北地區的人外出販賣私鹽。販賣私鹽利潤高，風險也大。清初就規定：“凡販賣私鹽者杖一百，徒三年。若有軍器者，罪加一等，拒捕者斬。”但巨額利潤的吸引，使無數青壯年走上了販賣私鹽的亡命之路。
除了鹽梟販賣私鹽之外，一些經過官方許可的鹽商，也暗中販賣鹽引。清初發行鹽引時，好比發行原始股，招商購買，買到鹽引的鹽商，將名字及鹽引數目登記入冊，然後按冊派給鹽引。鹽商手中的鹽引，可以世代相傳。當年沒有買原始股的人，眼紅於鹽業的暴利，就從鹽商手中再買鹽引。如同股票一樣，買的人多了，價格自然被推高，鹽價也跟著走高。官府賣的鹽價格居高不下，民間販賣私鹽的人自然也就更多，導致官鹽賣不掉，政府稅收減少。
道光十年，兩江總督陶澍整理鹽務，決定打破原先鹽商對鹽引的壟斷，開放鹽引，讓資金湧入。陶澍的改革觸動了很多人的利益，遇到了極大阻力。曹振鏞家族很多人在揚州從事鹽業交易，陶澍本人則是曹振鏞的門生，一時間投鼠忌器，難以下手，就寫信給曹振鏞討教。曹振鏞看了信後，回複他道：“隻要有利於國家，你就放心去做，不要擔心我家，世上有餓死的宰相嗎？”曹振鏞這樣表態了，陶澍遂一展身手，整頓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