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靜一案，最受打擊的人卻是雍正。雍正看了曾靜寫給嶽鍾琪的信後，自歎道：“朕覽逆書，驚訝墮淚。覽之，夢中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論朕也，亦未料逆情如此之大也。”雍正滿心委屈，他自認為做得足夠好，足夠多了。確實，與明代的皇帝相比，無論是智力，或是勤奮，抑或學識，清代諸帝均可大比分勝出。
然而，有一部分讀書人卻不買清室皇帝的賬。自滿清征服中原之後，一批秉持“華夏中心說”的知識分子，潛居民間，著書立說，擇機而起。
這些讀書人被“華夏中心說”所支配，認為中國以其文化先進而昂然處於世界的中心，周遭的蠻夷小邦，感受並膜拜華夏文明的光輝，進而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係。文化落後的滿族，征服了文化先進的中原，在這些知識分子看來，這是文化的淪陷，這是走入黑暗時代，故而必須反清複明。
然而，以文化為中心的世界觀，帶來的一種認知便是，哪怕是文化圈外圍的蠻夷，隻要認同並歸化於中國文化，這也是可以接受的統治者，此即韓愈所言的“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
滿清入關之後，徹底皈依並推崇華夏文化。順治帝祭孔，給孔子加上“至聖先師”等封號。康熙帝親赴曲阜祭孔，並根據儒家學說，頒發《聖諭》十六條，作為民眾的行為準則。至康雍時代，看起來國泰民安，四海升平。雖然清代皇帝取得了輝煌政績，但呂留良等人堅持認為：“華夷之分，大於君臣大義。”
一小撮反動文人，老是拿“華夷之辨”來說事，進而以此否定清王朝統治的合法性。雍正無限感慨，滿心委屈，這些讀書人啊，你們還求朕如何？朕勤政，朕膜拜儒家文化。朕雖是滿洲人，可絕不是你們眼中的夷狄。讓雍正更為震驚的是，呂留良對清代文人的影響不止於曾靜一人，“海內士子尊崇其著述非一日矣”。
呂留良的巨大影響，“華夷之辨”的暗中流傳，曾靜的上書，民間的無盡流言，讓雍正沮喪懊惱。他是個特別在乎名聲，特別愛惜麵子的皇帝，一切都要做到名正言順。其實萬千流言，絲毫動搖不了他的統治，可雍正還是要反擊，以示自己統治的合法。
雍正帝親自操刀，在《大義覺迷錄》中對華夷之辨做了駁斥。雍正認為，“湯武革命”被士人階層聖化了，湯武也是華夏周邊的蠻族，他們能成為聖人，乃是由於他們學習了先進的文化。滿人入主中原，隻要它繼承發揚了中國文化，那麼，這和湯武革命有何區別？雍正進而提出，一個皇朝的合法與否，在於它能否“懷保萬民、恩加四海”，如果一個皇朝能做到這點，便是有德之君，“有德者可為天下君，何得有華夷而殊視？”
進而雍正憤然道：“自我朝入主中原，君臨天下，並蒙古及周邊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之分哉？”
雍正行事卻是與眾不同，作為一個資深宅男，他的癖好很多，比如喜歡玩造型秀，收藏西洋器物，養了很多寵物狗，愛畫像等等。對曾靜、張熙，雍正也以不一般的方式加以處理。讓世人驚訝的是，二人均被宣布免罪釋放，並且雍正宣告：“朕之後世子孫也不得追究誅屠戮之。”
雍正還將曾靜的口供，悔恨認罪的心路曆程，以及自己對曾靜邪說所做的駁斥文字，編為《大義覺迷錄》，印發到全國各府州縣學工，作為教材，向官紳文士宣講。同時曾靜、張熙被送到江浙等地，現身說法，宣傳雍正的英明無雙，並生動地展示自己的悔罪過程。
對曾靜的寬大處理，雍正自己也知道有些不一般，在給寵臣田文鏡的奏折上批示道：“遇到此種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
與對曾靜的寬大相反，對已經死去的呂留良及其後裔，雍正卻極其殘酷。依照雍正的說法，曾靜侮辱的是自己，可以原諒；而呂留良汙蔑的乃是自己的父親康熙，絕不可寬恕。雖然呂留良已經死去多年，仍將呂留良及其子呂葆中戮屍示眾。呂留良活著的兒子呂毅中被斬首，後人則被送往寧古塔為奴，又特意焚毀呂留良著作，並嚴懲保存有呂留良著作的讀書人。由此也為民間留下了呂四娘報仇，刺殺雍正的離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