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雍正的努力，《大義覺迷錄》成為當年中國最暢銷的書籍。通過此書，雍正希望消弭謠言，讓世人知道，他的帝位是光明正大得來的。但謠言的吊詭在於，麵對謠言時，你不理它，不解釋，謠言會自己退潮。你越是解釋，越是要澄清，這謠言看起來就越真實，波浪也就越洶湧。各種有關雍正的傳聞，從皇宮恩怨，殺父殺兄，再到呂四娘報仇，遍傳民間，為世人所津津樂道，而雍正言辭真切的自辯則被忘得幹幹淨淨。幸好，他的兒子意識到了父親的錯誤，並及時加以挽回。乾隆登基後，立刻下令在民間查禁《大義覺迷錄》，並將曾靜、張熙師徒處死。
順治、康熙年間，各類高舉反清複明旗幟的鬧事者頻現。在清廷殘酷的武力鎮壓下，此類鬧事在漸漸絕跡。到了雍正朝，鬥爭已走向無聲的戰場，爭奪的是人心與思想。朋黨之爭不過是官僚集團內部的鬥爭，不會威脅到清廷的統治。而思想之爭中，如“華夷之辨”之類的造說，則從根源上質疑清廷統治的合法性。曾靜一案的意義在於，它使雍正意識到思想必須加以打擊和控製。而要加強對思想的控製，就必須集中皇權，創設一個專為皇帝服務的私人機構。
皇權必須獨尊
對於雷厲風行，剛猛迅疾的行事風格，雍正自我解釋道：“朕就是這樣漢子，就是這樣秉性”，“朕就是這樣皇帝”。
“秉性漢子”雍正登基之後，整頓吏治，肅清朝政，禁止官員勒索騷擾地方。幾年內風氣為之一轉，各級官吏無不戰戰兢兢，唯恐怠慢了政務，招來天子的訓斥。雍正朝的新氣象，連朝鮮也能體驗到。往昔派往朝鮮的使者，總是大肆勒索，讓朝鮮人頭痛無比，雍正登基後，派往朝鮮的使節也收斂了許多，朝鮮人對此評價道：“雍正新立，操切亦嚴，因而來使亦意在律己。”
麵對著朝廷內的新氣象，雍正卻是思緒連連，回想起康熙四十二年的往事，那時康熙正當壯年，英武逼人，帶了幾個兒子從京師出發，遊曆江南。江南的繁華，讓人留戀，皇子們都愛上了這裏的迷離氣息，然而胤禛卻對此毫無興趣，作詩雲：“茫茫吳越事，都付與東流。”
南巡的終點站是金陵，康熙命從行的大學士馬齊去明孝陵祭拜。早在康熙二十三年，康熙第一次南巡到達金陵時，即親自前往祭拜明孝陵。在明孝陵前，康熙行三拜九叩首大禮，其禮數極盡尊崇。康熙對明太祖之崇敬，讓當時的金陵人無不驚訝，“父老從者數萬人，皆感泣。”
太子允礽，對康熙尊崇朱元璋很是不解。
康熙解釋道：“明太祖天授智勇，崛起布衣，緯武經文，統一方夏，凡其製度，準今酌古，鹹極周詳，非獨後代莫能越其範圍，即漢唐宋諸君誠有所未及也。”
胤禛口中唯唯諾諾，心中卻不認可，在他看來，明洪武創設的政治模式，在實際運作時流弊多多。
明開國之初，皇帝與大臣們剛剛齊心協力開創天下，因此在職權的分配上集權專製的色彩並不十分強烈。明初中央設左右丞相，地方設行中書省。朝中大小事由丞相處理後奏聞皇帝，行中書省總管一省軍、政、司法。
胡惟庸拜相後的一段時間內，君臣、帝相之間相安無事，但在胡惟庸任久熟練之後，即開始與朱元璋產生分歧並引發衝突。胡惟庸權傾朝野，朝廷大政，不經過皇帝之手就自做主張，趨炎附勢之徒也紛紛奔走於其門下，聲勢日隆。忍耐良久之後，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果斷出手，以“謀不軌”的罪名，迅速殺掉胡惟庸。
除掉胡惟庸後，朱元璋分相權於六部。六部尚書執行皇帝命令，直接對皇帝負責。隨後朱元璋宣布不許再議置丞相，大臣如敢奏請者，處以重刑。明朝還實行特務統治，對臣下進行監控。太祖時設錦衣衛，成祖時設東廠，憲宗時設西廠。三者隻對皇帝負責，無須經司法機關批準即可隨意緝拿官民。
在地方上，朱元璋首先廢行中書省，在全國設十三省，置左右布政使司各一人，主管一省民政和財政；另設提刑按察使司管刑法，都指揮使司管軍隊。三者合稱“三司”，互不統屬，分別歸中央有關部門管轄，這種權力分散，條塊分割的機構設置，利於皇帝集所有大權於一身。
其實朱元璋與胡惟庸的矛盾，隻是皇帝看著丞相運用權力時如魚得水的姿態，在心理上產生出的權力失落感。皇帝擔心臣下的權位過重，危及自身統治，於是便急急對官僚體係加以整肅，以維護自己的無上權力；而在至高無上的皇權麵前，臣下唯有俯首被戮的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