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1879年，中國北方發生特大旱災和饑荒，波及內蒙古、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東、山西、寧夏、甘肅、陝西、湖北、安徽、江蘇等13個省市、自治區的300多個縣，受災人口特多，累計餓死、病死人數達900～1300萬人，是近代災荒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災害。與此同時，牲畜幾近死絕。
中國北方雨量稀少而且降雨分布很不規則，旱災早已司空見慣。在建國前，即使風調雨順，農民也隻能將就糊口，如果再碰上旱年，隻有一季作物的北方便會災難降臨。
19世紀下半葉，由於腐朽的封建製度和管理，古老的糧食調撥和囤積係統已不複存在，再加上脆弱的交通，要養活當時的1億多人口談何容易。因此19世紀80年代，中國已處於災難的邊緣。
大規模的饑荒開始於1873年。為求老天賜雨，1871年的冬天，北京紫禁城內下達聖旨，在各大祭壇中專門祈禱，就連8歲的光緒皇帝也親自參加。1872年春，山東濟寧知府也親自求雨。然而，雨仍然未下，稀稀拉拉的麥苗卻又被幹燥的狂風掀起的黃土所掩埋。
在山東農村，最後的存糧全部吃完後，人們開始吃榆樹皮、蕎麥杆、蘿卜葉和草籽。當這些東西吃完後，許多人隻得拆自己的房屋，用拆下的木板換口飯吃。人們沒了房屋，隻能在地洞中過冬。有的地洞很大，能容下240人，不少人被凍死或餓死，他們騰出的空地又很快被更多的人填上。在這種情況下，賣兒賣女、婦女賣娼、偷盜搶劫等現象不斷增多，以至政府連續頒布法令，用砍頭恫嚇百姓。山東一省幾年中死亡人數高達50萬，屍體堆積如山。在濟寧州的一些小村莊殘廢率高達90%。
為了救荒，其他省份的糧食運往災區，但由於當時的路況太差，又缺乏鐵路運輸，即便是長期用來向山東運送稻穀的大運河，也由於河沙淤積，無法成航。
在山西，情況更糟。1877年，春麥夭折，就連稀稀拉拉的麥苗也被蝗蟲吃盡。更糟的是，山西被群山懷抱，所有物資都得靠牲口拉車和人挑肩扛從外地運入。隨著牲口大量被殺，山口又常被土匪強盜把持，運送糧食更為困難。
在山西許多山路旁常可看見倒下的行人和屍首。許多城門外，堆放著成堆的屍體，有的屍首被野狼撕得稀爛。煤礦工人害怕自己的牲口連同自己被人宰殺，因而不敢上班。
1877年冬，由於煤價上漲，人們靠拆房木燒火取暖。最後的糧食吃完後，人們開始吃草根、樹皮、鋸末、泥土和一種用碾碎的石粒和草籽合成的餅，這些食品更加速人們的死亡。與此同時，傷寒熱爆發，死亡人數陡增。
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中，強盜搶劫成風，婦女和兒童被拉到市場上出賣，絕望的父母常親手殺死自己的孩子，然後自殺。在其他省份，吃人現象僅是聽說，而山西賣人肉已很普遍。起初，人們是吃死去的人，到後來，他們竟殺人充饑。丈夫殺妻子，父母殺孩子常常發生。
1879年8月底，山西已有550萬人死於饑荒。到10月，整個華北開始降雨，華北大地才從旱災中緩過氣來。據統計，1876年～1879年的3年中，整個華北有1300萬人餓死、病死、累死或死於暴力下，而更多的人則生活在饑寒交迫的死亡線上。這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大災難。
在一係列的自然災害中，幹旱的影響和災害涉及麵極廣，它涉及到經濟、自然環境和人類社會等多個方麵。中國是一個幹旱災害頻發的農業國家，據不完全統計，自公元前180年至1949年，中國曆史上因旱災死亡萬人以上的事件至少24起，共死亡1185.4萬人。而1873年～1879年中國北方的這次特大旱災及其引起的饑荒，其嚴重程度在中國曆史上都是罕見的。
解放前中國社會的饑荒頻繁與建國後中國社會的衣豐食足、鶯歌燕舞形成了強烈反差。究其原因：一是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剝削製度的消除；二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三是科學技術為現實的生產力。中國12億人口溫飽問題的解決，堪稱世界史上的奇跡。